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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拂晓，科勒及其参谋人员，分乘15架JU－52飞机前往慕尼黑。在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获悉了许多情况。那天上午，他对侍者——身边无他人——说，鲍曼给他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溃症，叫他接过指挥权。戈林犹豫不决将信将疑。他该怎么办？立刻行动呢，还是等待？科勒直到中午抵达上萨尔斯堡戈林那个舒适而又朴实无华的住地。他激动地把希特勒崩溃一事全告诉了戈林。当然，这大部分他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应，使科勒好生奇怪。他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已指定鲍曼为其继位人？科勒回答说，他离开柏林时元首仍然活着，出逃的路尚有一二条，首都约可坚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说，“现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动了，帝国元帅！”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鲍曼为他的接班人吗？他再次问道。鲍曼这个宿敌给他发电报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让他抢班夺权。“如果我行动，他会称我为卖国贼；假如我不行动，他就会指责我，说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汉斯·拉麦斯找来。此人是法律专家，又是1941年希特勒亲手立他为继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规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继位人。它也规定，元首若无法行使职权——永久或暂时——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军事形势是否到了应该由他来接管权力的地步。拉麦斯不敢作决定。他深知，他对元首的影响已经下降，鲍曼的影响已经上升。所以他便问，自1941年来，元首是否发布过废除立他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你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8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你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若在晚10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3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乱的一封——的措词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斯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时还要·使·用·武·力。”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不能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4）
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副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怖，但又不太敢露出来。
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容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她给他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之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4月23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打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的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作好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外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作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之间说说，我问你，我是否应该向艾森豪威尔求降？”他问。
他议论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有意朝黑暗中走去，进了驾驶室。他踩开离合器，车子便冲过一灌木丛，撞在一铁丝网上。瑞典人和德国人通力合作，总算把车拉了出来。希姆莱蹒跚走了，伯纳多特伯爵评论说，这件事有点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4月24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很悉，曼特菲尔的第十二军已完全被苏联坦克的纵深穿插所切断。“奥得河是个宽阔的天然屏障”，在一阵沉默后他说，“俄军却胜过了第三坦克军。从这点看，俄国的胜利只能说明那里的德国军事领导人无能！”克莱勃斯试图为前线指挥官辩护，但他此举却惹起了希特勒对施坦因纳之破产进攻的回忆。他抖抖地指着地图说，在24小时内必须从柏林北面发动另一次攻击。“第三军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动这次攻击，让我方未遭进攻的阵线空着。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联系必须于明晚前恢复。把这道命令立刻传下去。”有人建议让施坦因纳领导这次进攻，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卫军军官，态度傲慢，行动拖拉，办事犹豫，对我已毫无用处了！”
戈培尔走了，准备给柏林的市民们发布最后一个公告。他希望用将真情告诉市民们的办法，能把他们吓住，使他们继续将反对赤色分子的远征进行到底。“我们的心切不可动摇，切切不可颤抖。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像潮水般从东面涌到了帝国首都的城墙下以反对欧洲的心脏地带。”最后的这些话虽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乌斯·夏勃仍在焚烧元首的私信。烧完后，元首的贴身副官便带着命令登上飞机南下。销毁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5）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在收到鲍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帝国元帅戈林的戏剧性的生涯中，过去两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溃了；他自以为是叫他将第三帝国继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现在呢，他怕自己会被处决。那天上午——4月25日——数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劝戈林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因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有那三份电报，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话不由衷。党卫军军官拔出枪来，戈林只好急忙签字。这个仪式被由远及近的飞机的嗡嗡声打断。
在飞往上萨尔茨堡、林嗣和其它目标的途中，盟军飞机常打贝希特斯加登上空飞过。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还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来的318架“兰克斯特”轰炸机，却立意要将它抹掉了。上午10时，第一队轰炸机从山头上擦过，朝最高统帅部的边沿地区投下了高能炸弹。半小时后，更大一队的轰炸机又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将高破坏力炸弹直接扔在上萨尔茨堡。整整扔了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架轰炸机消失后，德国空军将军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慕尼黑第六空军大队指挥官）驱车前往贝格霍夫。他左右观察了一阵，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弹；一边已被炸毁，被炸坏的马口铁屋顶高高悬挂在空中。
格莱姆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1920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飞机）。他收到柏林来电，令他到地堡内报到；现在，他正在寻找科勒，因为他曾听说，科勒也收到一封内容相类似的电报。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动。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10时30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说”，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说话间，他似乎又浑身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
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尔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是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