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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4）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译注）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 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