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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很负责地进行，”我跟东方队说，“但我们不能承诺保密。”我没说出来的话是，“公众的支持是我们的基础，把我们与公众隔开，就像在赤手空拳的打斗中断了我们的右臂。”我告诉他们的只是我们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他们的律师说，“你们一定要保密。”
我们在约翰不参加谈判的问题上已经让步了，不能再在这一点上让步。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虽然约翰不在场，他的作用都很重要。谈判最终的问题是给东方队的赔偿———姚明转会到底要付给他们多少钱、付多少年。最后的协议非常复杂。我们把姚明受伤的潜在影响、未来的利率、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约翰和我把这当作商学院的资金估算项目来对待。开始，我提出不同的提议，关于我们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约翰做了一张表，等式中任何一个数字变化，表格都会反应整体合约的价值。比如说，改动第一年的一个数字，下面12年的这一数据都随之改变。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折扣率，就得到新的结果。依据是姚明在NBA打球的年限，我们用它来协商不同的特别付款。每天我都带着手提电脑去谈判。但除此之外，跟一般谈判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后姚明拿到的结果还比较合理。我们双方签了保密协定，所以我不能透露细节。
当谈到协议的最后一点时，对方开始拖时间。我们知道必须跟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的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我说。“也许你们的目的就是让事情拖着。但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上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要么宣布达成了协议，要么告诉公众为什么没达成协议。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会公开我们提出的建议，和你们的要求。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我觉得东方队是利用我们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在最后一点上让步。当初不答应保密，这时显得很关键。如果当初答应了，我们再威胁开记者招待会，他们就可以说我们撒了谎，或者谈判无诚意。下这样的最后通牒还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主意，我们聚在姚明家的公寓里商量决定。姚明还在北京，跟国家队一起训练。姚明的妈妈方凤娣不希望我们得罪球队，律师也这样想。讨论很激烈。他们明白，如果这件事不成功，我会失去很多。我计划有朝一日回上海定居，我在这边有许多生意。如果这件事搞砸了，或者我做得太过火，全上海人都会知道。但姚明的妈妈和律师最后同意跟俱乐部说记者招待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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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波三折的谈判（7）
不出所料，俱乐部被此事搅得非常慌乱。我们不想让东方队尴尬，只想以此获得取胜的砝码。事情又白热化了。结果会议中断了3小时。那天是星期四，记者招待会定在星期六。上海体委通知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不能开记者招待会。我就告诉他们，我会租一个酒店，叫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星期六我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协议达成了。
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我大部分是知道的，每天我都跟章明基通电话。有些天似乎我们又回
到了起点。坏消息来了，如“他们停止跟我们谈了”，“有人要照顾孩子，今天来不了”，或者其他事情。但章明基跟我说：“不要担心。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想‘也许今年去不成NBA了’，那样很不好。我告诉你，今年去NBA已是十拿九稳了。他们无法阻止你。”我相信他的话。
我听到从章明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说，任何影响我去NBA的消息，我认为也是对中国的不利消息。如果美国记者知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报道———“他们要很多钱”或者“姚明必须回国打很多比赛，要不然就会被国家队除名”，中国篮球界就会很难堪。在我看来，中国在其它方面都日渐开放，这样的报道会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篮球界的很多问题。每当奇怪的事情发生，官员们就会说，“中国情况特殊。”似乎NBA和欧洲的合同是一回事，而中国合同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说，“中国很特殊，我们得按自己的方式处理。”比如说一定要用中国的经纪人。其他哪个国家会说职业运动员一定要用自己国家的经纪人呢？我不介意用中国的经纪人，那不是个大问题，我只是解释自己为什么说，他们有许多特殊规则。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成果兴奋。“东方队的人呢？”我问。
“他们不来，”章明基说，“他们不作评论。”“但至少有书面协议吧？”
“没有。但明天的会议你被邀请了。”“太好了。”
记者招待会后，我们与东方队会面解决几个细节问题，让东方队给中国篮协发传真，告知他们说与姚明的合同已经解除。东方队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们看赢得CBA锦标赛总冠军的照片。我看了看我们的律师，他面色很不好，说要走开一会，等他回来时，章明基说，“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我想，“这些恶棍！他们下了毒！”其实，他是犯了肠胃的毛病，东方队没有责任。又一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拿到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关于传真也是各种借口，传真机坏了，签字的人去开会了等等。
我的计划是来一周，但事情一直拖延着。我还负责着投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生院的校园建设项目，半夜里要为此事参加电话会议。一个建筑公司的人看到报纸上说约翰海逊格在协商姚明的合同，“太巧了，我也认识一个叫约翰海逊格的人。
”下次电话会议，他问我：“等等，你在哪呢？”
“在中国，”我说。
“你就是那个约翰海逊格？”
传真终于发出去了，我确信东方队站到了我们这边。我对中国篮协的担心远不如对东方队的担心。我根本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事发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与中国篮协的谈判分几个阶段，但关键一点，是有关姚明是不是能当选状元秀。中国篮协的目标有两点：一是确保姚明当上状元秀，或者如果他没当上，不能归咎于中国篮协的责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诺，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队的最后协商中被束缚手脚。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们前去与东方队会面，看见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状的建筑物内，我认为那是吉兆。我们在上海停留几天，跟大家见面而已，然后就去北京，见了中国篮协的秘书长信兰诚。北京的见面比上海公事公办。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我们问能不能去看，跟他谈话。整个北京之行最大的惊奇，是姚明向我们走过来，用完美的英语问我们，“我没像大多数NBA球员那样打过4年大学篮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落后很多呢？”我们没进行太多谈判，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姚明。没有人作任何承诺，但跟我们谈的每个人都觉得他去NBA的时间到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篮协觉得姚明什么时候去、怎样去NBA应由他们来决定。NBA在世界篮球界的影响，让中国篮协担心它会主导条款的制定。我个人认为，担心不无道理。NBA的一支球队以35万美元为上限，要买断一名外国球员的合同，这样即专横又不切实际。这会迫使外国球队把进NBA的转会费用转嫁到球员身上。比如，在职业足球界，球队可以通过向另一支球队支付转会费，以得到其合同期未满的球员。欧洲职业球队的转会费常常达到几千万英镑（或美元），这些钱无需球员支付。中国体育界的官员熟知这样的范例，因此认为35万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戈德堡和道森过来并没有成就任何事，只是使他们了解让姚明出去多么困难。中国篮协会答应戈德堡开会，而后又取消。或者让他等很久，忽然又说，“好吧，来我们办公室。”
戈德堡在故宫游览，他们说，“两小时之内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让NBA看谁在管事。戈德堡一直跟我说，“作为有理智的人，他们的表现太不合逻辑了。”如果孤立看中国篮协和NBA打的交道，他说的是对的。但中国篮协不只是在谈判送一个球员去NBA，他们也不完全是自己的行为。理解他们行为的唯一办法，是看中国篮协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他们面临的外部压力是什么。对内他们给自己施加了什么压力，而姚明的事跟这些的关联又是什么。这样你就明白他们的应对很合逻辑，因为他们还要向其他许多人有个交代。这不仅仅是允许一个球员去NBA的问题。问题是中国篮协要证明他们能处理这么大的事。
我总是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不是说俱乐部或中国篮协是坏人。但从历史角度，姚明显然是英雄角色，没有中国取得的进步，他不可能担任这种角色。我觉得他走到了通向NBA遥远征程的最后一步，他已经赢得了所有重要的战役，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支持，做了所有正确的选择，所以如果有人最后一分钟说，“打住”，那么我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非常失望。另外，中国方面如果这会儿阻止他，会显得与官方自我展示的形象背道而驰，官方说中国正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地球村、更加尊重个人。如果不允许最好的运动员释放他的潜
力，那会说明什么呢？我一直试图安慰姚明，对他说，“你没有超越你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在争论你是否该进NBA———我们是在处理进NBA的一些细节问题”。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那样的阶段，如19世纪的改良运动，朝廷内部的革新派试图改革，让中国走进现代纪元，但他们的主张超越了他们所处的年代。如果他们运气好，只是被流放，更可能的结局是被砍头。“姚明，你跟着时代在走。”我说，我相信时代对他有利，他生逢其时———不至于掉脑袋。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像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和章明基谈，只跟陆浩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令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由地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将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中国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向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浩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