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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孩子一走，书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养子在埋头读书。
崔娴想让他们科考试试看，郑朗拦住了。天资太弱，最少得学个十年，才能勉强试一试。
但两个孩子十分懂事，人也忠厚，颇类似崔娴的三个哥哥，郑朗也很满意。就是考不中，以自己身份，荫补两个官员不是很难的。想做官不仅学问要好，也会做人会做官。
郑朗加了几块木炭，放在火盆上。
来到书桌前开始著书。
开始写忠恕。
这个忠不是人们所想的那个忠心耿耿，忠于国家或者主人的忠，恕同样不是宽恕的恕。
有点儿饶口。
但到了宋朝渐渐演变成忠心与宽恕，这一演变，在儒家中地位也不高了，更没有郑朗所说的对立互生。
郑朗写的忠恕乃是上古儒家的忠恕，很重要的忠恕，而且可能牵涉到各家各派的道心。
先说一。
以前少年时与冯元说过这个一，但那时郑朗也没有想清楚。后来思想成熟，终于将三定为儒家最重要的数字。虚的正反两面，比如仁义慈孝忠恕，等等。真正的仁义慈孝忠恕根本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做到。做到的仅是接近于仁义忠恕，是两者之间的中的产物。这就是三。
但写忠恕时，必须还要写到一。
来自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以一以贯之。曾子说唯。孔子出门，门人问何谓道也？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肯定不是忠恕而己，但十分重要的忠恕，这里忠与恕曾子将它定为一。
因为这二字以前没有，到春秋时才出现，比论语要早，周语说，考中度衷，忠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己心度人心，这就是忠。非是忠臣的忠！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叫不忠。
左传里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周桓王用自己所不能有的十二城邑与郑，是谓不恕。这里的恕与忠是一个意思。
因此曾子说忠恕乃是一。
肯定不是，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认真的用三来区别宇宙万物定理，但许多方面意识到这个三，或说中，或者说仁义相辅，这个相辅就是中，就是三。
只是郑朗未出现之前，从未有人认真的想过这个三，或者想过，不会想得这么详细。但就是郑朗未出现，后人也很少有人这么想过。有一个人，半仆街的写手。
因此儒家自我将它进一步演化完善。
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孟子说君子自反也，我必不忠。
夫子又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又也说仁之方就是强恕而行。还有更多的例子，将夫子与孟子荀子的书籍翻一翻，能翻出好几十条说忠与恕的。
区别也就出来，所谓的忠是内在的，恕是外施的，忠要求的是内尽于心，问心无愧，恕道则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要想人人爱我，我必先爱人人。
或者再分一分，有德于人，而无求于人，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做好事不留姓名。当然是好事，接近圣人的境界，可几个人能做到。第二是有德于人，求用于人。还有一种，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这会是所有人痛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却不少。孔孟还有一种情况未说，便是人有德于我，我非但不报答，反而去害这个德我之人。
一与四对立，二与三对立。
但一与二同样在对立，又互相生依。
这便是忠与恕。
可这个忠与恕也没有绝对的，德到何处，用到何处？
因此这个忠许多人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实际存在，只是存在时掺杂了许多恕在里面。而恕又掺杂着一些忠。毕竟相比于知恩回报，先赐恩后求报又要高明一点。
因为没有人系统地去想，最初的忠退化，变成忠诚的忠。
这样想是错误的想法，夫子说的君臣父子，臣是子是仆，不能说老子不好或者贫穷，儿子就不养老子，大臣也是如此。这有一个主从关系，因此真正的忠臣不指望君王赐予什么，也会老实替君王做事，进谏劝正，治理救民，安邦强国。这才叫忠臣，或者换成范仲淹那句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说错了，古仁人之心不是这个心，古仁人的心范围更广，但这正是忠臣的心。
还不能称为忠，仅是忠的一面，忠臣的忠，还有忠于己心，忠于朋友，忠于立人行事，不求任何回报去做善事德事，才是真正的忠。
不过夫子与孟子明显感到这种忠肯定不能推广，因此多推广恕道，或者介于忠恕之间的那种德操，以己所欲，譬之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
但忠不是顺从，是立正立德，用于忠臣不是让大臣诌媚皇上，那是谓不忠，乃佞臣。真正的忠臣，不为自己官爵着想，皇上做得不好，就得进劝，不要怕皇上恼怒。要让皇上做一个好君王，治好国家。那怕被皇上砍掉脑袋都不怕，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那么一个大问题来了，按照郑朗这种说法，韩琦与欧阳修那种行为算什么？
这才说道心。
夫子时常说道，但这也是道，那也是道，并没有说清楚。那么何谓道呢，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宇宙万物太过复杂，谁能将它说清楚呢。蚁有蚁的道，走兽有走兽的道，人有人的道。
但道殊归一，大道只有一条，越是圣人，离这个道就越近。例如儒家这个忠与恕，再看吕氏春秋，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道理差不多，杂家吕不韦出自商人，功利心很重，因此不说德仁，而说毁之累之，踣之举之。落下乘了。
还有老子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衰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差不多。周书也说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法家的韩非子看到这句话，见猎心喜，也将它拿来引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老子出世，因此说得有些消积，孔子要入世，说得积极，还有几个原因，鲁国小，尊崇周室，鲁国才会平安。因此夫子不喜战争，于是隐隐感到有仁有义，多说仁而少说义。礼多说礼仪与尊卑，而少说战争。其次夫子直接从周王室吸取营养，学的乃是王礼，而且无论周王室或鲁国强行使天下诸候臣服了，于是多用说教。
这造成夫子的一些不全面性。
但夫子隐约也知道仅说教没有用的，写了一些义，一些威，还有中，只是不多罢了。
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
以及最初的金刚经。
金刚经很少谈因果报应，多说节制自己欲望修心修道，这个节制，是为了修道心的，还是儒家的恕。还有一件更更赤裸裸地表明释迦牟尼的这种道，多少财宝都不稀罕，只要颂读传扬这本佛经，就积下大功德了，颂读传扬佛经用义就是广大佛门的，有所求还是恕。虽然后来释迦牟尼感到这种自相矛盾，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语遮掩，但干嘛说了十几遍？
那么何谓道心，实际儒家的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礼为法，便已经接近这种道心。当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心。故夫子说了大半天，越绕大家越糊涂。老子索性来了一句，玄之又玄。释迦牟尼也索性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变成了自相矛盾的空。
他们要做圣人，郑朗不想做圣人。
所以说只要将这个中把握好了，就能接近所谓的道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就是这个中。而不是仁爱的神马，别的不看，看到宋朝就知道一味仁爱惹来什么下场？对契丹仁爱了，是没有开战，但为什么还要在河北河东驻扎二十多万禁军？为什么庆历时又让契丹狠狠地勒索了一顿？
再看西夏，不但给其赏赐，给其赐币，帮助他们平灭没藏讹庞的叛乱，这两年李谅祚是如何回报的？
还有交趾，同样如此。
仁爱了，铁杆朋友在哪里？
因此这种墨家式的仁爱不是道，真正的道乃是这种中。以仁为主，以义为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不是郑朗说的，而是礼记里的话。
打了一个耳光，忍受一番，对其劝解。第二个耳光打来，再劝说一番，加以警告。第三个耳光打来，还能忍受么？操丫的上吧。
这才是真正的有仁有义，有爱有节，也才是真正的道。这一点唐朝前期做得就比宋朝好，以仁为主，对番邦从不排斥，但不服的，牛人猛将精兵就操兵器过去了。因此万邦来朝，一度让高加索山区的白人种，以及堪察加半岛上的夷人都不远万里来朝。看看现在呢，若不是因为平安监，连倭国都不派使来宋朝朝贺。来了，几个野和尚，或者来借种的倭女。
太软弱了，非是道，而是如孟子所说的畜牲。写到这里，郑朗想到前世。不知如何发展的。看似在施以道，那不是施道，是在自取灭亡。爱心施下去了，为什么盟友在叛变，中间国变成仇敌，四面敌起？太软弱了，皆认为可以欺负。
其实真正的道不是这样的，比如将那个小菲胖揍一顿，或者其他的小国家狠扁一通，对其他国家再拉拢，有恩有威，道便有了。若不然继续下去，小菲越来越猖獗，倭国与老美以及阿三认为小菲都能骑在头上，胆子越来越大会。最后不是软弱换来和平，而是换来大战特战，甚至都能被瓜分掉。
写好，再进行润色，然后将它直接刊登于报纸上。
文章前面一出来，后面就引起更大的反响与争议。
郑朗并没有对道释表示排斥，但无论是道家或者佛教子弟一起反对，什么，竟然说释迦牟尼与老子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心，于是用言语糊弄世人？
这个不要紧。
有许多士大夫不喜道释占地侵田，直接喊出灭佛灭释。
郑朗多少点出它们的一些积极作用，比这些喊打喊杀的士大夫要好得多。
但在儒家中反对声音不大，比起早先那些激进新奇的说法，郑朗此时儒学九成与夫子的思想接近，再看三先生与书院的五先生，他们将夫子的思想篡改得更多，也未有多少人反对。
相反，许多人认为是美谈，不管承认不承认，郑朗少年悟道一事很有名气的，直到今天，才悟出了这个道心。对与不对不要紧，但绝对是一件佳话。可也有争议，郑朗写了忠恕，用许多文字来写这个忠，还有忠臣。
与朝堂一对照，有几个大臣是忠臣？
当然，儒学修到这份上，郑朗毫无疑问，已经走进儒家一个大家行列。
高滔滔也在看这份报纸，洋洋洒洒的，近两万言文字，整整占了京畿晚报的一个头版。
看后高滔滔叹息一声，郑朗认为真正的忠臣很难做到的，但大家至少要做一个恕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可是纵观许多士大夫，口称圣人大义，然而连恕臣都做不到。
忠臣还是有的，例如范仲淹，郑朗也能算一个，但丈夫这个脾气，能用郑朗吗？高滔滔有些失神。并且她还知道一些事，国家财政紧缺，只好向富人借钱，这两年年年在借，这是前些年从未有过的事。不管韩琦是忠臣还是奸臣，至少在经营上，差了郑朗好几筹。又不知如何劝起。
想到这里，她对太监说道：“将长公主喊来。”
“喏。”太监退下，来到济宁观，将赵念奴喊进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