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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生这件大事，居然无人参与。
只有一个人，孙思恭。
孙思恭在银行监中灰头灰脸，也没有人怪他，韩琦让他这么去做的，他如何敢抗命，况且为皇上，为先帝两度侍讲，身份不可小视。孙思恭利用他独特的身份，极力为欧阳修解救。
后来史书说孙思恭谏，帝悟。
悟个头啊，若是真悟了，欧阳修两朝顾命副臣，父亲得力大将，早就将彭思永与蒋之奇黜罢出朝堂，何至于再三审议，越闹越大。两奏自西府溜达一圈，赵顼看到大臣一声不吭，心中又有些犹豫不决。因此将两奏拿回来，并欧阳修写的自辨奏章付给中书，令彭蒋二人具传达人姓名以闻。
韩琦心中有数，看样子皇上想要低头了，立将三人召入，询问彭思永。
若面对赵顼，彭思永还敢说，面对韩琦敢不敢说？且刘瑾与他是同乡，两人交情一向不错，自己是御史中丞，胡说八道没有关系，若是供出刘瑾，那正是给欧阳修用来杀猴立威的。于是说所辞出于风闻，我年老昏缪，记不住传主姓名。再说祖宗家法许御史风闻言事，所以广聪明也。况且你们身为御史言臣时，风闻之事也没有少做。若必问其所从来，因此而怪罪，那么以后不得闻也，我宁从重谪，也不忍塞天子言路。说到这里话音一转，真假不重要，大臣朋党专恣，此非朝廷福。
就算俺们说的是假的，你们中书做得太过份，又是假的？
到了欧阳修，都是聪明人，轻重得抓好，中书是否朋党专恣不提，专门提前面的真假，既然没有传达人姓名，就是诬陷了，上书道：“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穷，即有行遣。及累加诘问，惧指出所说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见虚妄，所以讳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动系国体，不幸枉遭诬陷，惟赖朝廷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
书上，不服，赵顼沉默。
打铁要乘热，欧阳修连上三封书奏。
还有一个爱害者，吴充，丑闻的中心一个是欧阳修，一个是他的女儿。欧阳修倒也罢了，事关他的女儿能不急吗，于是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实，明示天下，使门户不枉受污辱。
大家依然沉默一片。
主要弄不清赵顼的心态。
赵顼也弄不清大家的心态，毕竟欧阳修与韩琦几乎为一体，还有一个文彦博做智者，坐于西府做深思状，被迫之下，做了进一步退让，在中书奏折上批下一行字：凡朝廷小有阙失，故许博议闻奏。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
中书拿到这行字，心满意足，对彭思永更加逼迫。
彭思永无奈，只好违心地说道：“臣待罪宪府，凡有所闻，合与僚属商议，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然暧昧无实，曾戒之奇勿言，无所逃罪。”
蒋之奇同样失望万分，奏道：“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于上闻，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臣甘与思永同议。”
那更好，你这小子比彭思永更可恨，一道罢去吧。韩琦将事情经过禀明，说道：“此案明了，乃二臣诬蔑欧阳修也，请陛下定夺。”
赵顼只好手书赐欧阳修：“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
将彭思永贬知黄州，蒋之奇贬监道州酒税。道州懂的，五岭的北边，生蛮占了一半。
几天后赵顼又后悔，对吴奎说道：“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
吴奎与包拯他们是同一辈大臣，对于韩琦郑朗他们来说，属于晚一辈，不过相对于朝堂上更多的后起之秀，仍然是三朝老臣。说了五个字：“赏罚难并行。”
赏罚可以并行，但整件事真相的背后，不是有没有扒灰，而是扒灰之外。
罚，就是代表着维护中书，赏，便是代表着要对中书下手。连一个真假难辨的扒灰案都敢赏了，可想而知，先河一开，天下弹劾的奏折会有多少？
赵顼沉默不言。
赵顼与大臣们继续玩着猜猫猫游戏，韩维试探地上三事，一从权听政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务时赐裁决，余当阔略；二执政皆两朝顾命大臣，宜推诚加礼，每事谘询，以尽其心；三百执事各有其职，惟当责任，使尽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为失体。其末又说：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设，自有先後，惟加意谨重。并注释滕世子问孟子居丧之礼一篇，因推及後世变礼，以申规讽。
看似替中书说好话，实际不然，是进谏要将中书的权利收回给皇帝，或者重新下放到各个机构里面。
如今皇上不是原来的病皇帝，中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听政。
赵祯嘉纳之。
不过他还是不满意，韩琦与欧阳修把持朝政多年，若大臣们不群起而攻，自己会有很大的忌惮。为什么自己一再释放了某种心意，大臣们不明白呢？
他还是很毛躁，才继位不到两个月，天知道他内心是什么想法？
就是韩琦与欧阳修，仅是隐隐有些不安，都未想到其他，况论其他大臣。
在这时候，富弼称病，然赵顼屡次下诏，不得不让儿子从洛阳扶到京城。其实不是他不想来，弄不过韩琦，韩琦仍在中书，来京城自找屈辱，何苦之。
赵顼不知究里，听闻富弼至京，刻意批准富弼乘坐肩舆，由儿子搀扶，由内东门扶进小殿。
富弼进了便殿，要伏拜，赵顼立即将他阻止，说道：“富公，以后见朕，准其不拜。”
就象八大王一样，见君不用行拜礼了。
郑朗曾夸过，此人乃是朝中重要大臣当中唯一的一个真君子，而且又是真正的三朝老臣，未来赵顼也准备让他进宫侍讲。因此不但让他见君不拜，相反地行了一个弟子礼。
富弼不敢“生病”了，赶忙还礼。
两人相互施礼还礼，老富同志心头终于生起一股暖流。
赵祯没有客气，既然是君子，就不用再藏着掖着，说道：“富公，如今国家财政匮乏，难以想像。”
急啊，能不急吗，王陶回来，这也是一个可以相信的大臣，因此彭思永下，王陶上，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然后接入便殿，赵顼亲书咸有一德四个大字，亲送给王陶，又对王陶说道：“何谓一德，乃朕与卿之一心，不可转也。”
王陶痛哭流啼。
赵顼将他扶起来，然后谈到这个财政，王聊进谏请谨听纳，明赏罚，斥佞人，任正士，其次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劝农桑，先俭素以风天下，限年艺再汰艺兵。
不能让军队膨胀，只要膨胀了，国家再好的财政也会吃紧。
显然这些政策不会让赵顼满意的。
就象一个人欠了一千万债务，再让他艰苦朴素，靠摆一个小摊一天赚上几十大洋，来偿还这笔债务，能不能办到？
因此富弼一来，就提到这个财政。
富弼一听就知道赵顼想弄大手笔了，担心地说：“人主之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附全，当如天之鉴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
赵顼听得云里雾里，说道：“朕看到国家财政紧张，向郑公询问，郑公说可以问富公矣。”
“论经营之道，天下无人能及行知，行知何来此言？”富弼蒙住了。
“朕也不知，国家严重，非公之想像，望公不能有所隐瞒。”赵顼谦逊地说，不称卿，而称公，很尊重的。
富弼还是有些糊涂，说道：“经济之事，若行知无法解决，天下间能解决的人恐怕再难以寻找了。但以臣之见，人主之好恶，不能让外人得见。”
“朕还是不清楚，为何濮仪之争，天下人不上投先皇所好？”
“那是不同的，先帝破坏礼法，没有礼法，国家就不能立制，皇位就不能尊崇，纲常一坏，天下崩矣，陛下当多看看行知所修的礼书。但陛下看到财政破坏，想改新立治，使经济转好，此乃明君之所为也。”
“正是，难道错了吗？”
“好心也能做错事的，陛下，昔日范希文难道不是好心乎？仁宗不是好心乎？为何庆历新政失败也？”这也是富弼心中的一个隐痛，又说道：“因为君有所喜，宰执改革，下面官员胡乱附和，又把持不了平衡之道，于是骚动天下。立心是好的，用意也是好的，策略虽有失，但大多也是好的，连行知当年也不能反对。但执行下去，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此乃庆历新政之失也。因此行知为相四年有余，总掌两府，维是小心谨慎，骚动少，陛下一直并未表态，由是天下大治。如今陛下看到财政紧张，一旦想有所图发。下面官吏必然附和敛财。若能持平衡中庸之道倒也罢了，关健并没有几个人能掌控这个平衡中庸之术，即便是行知，也自认为多有失误，况论他臣。一旦陛下有所指，再用一两激进大臣行事，我朝更大的骚乱至矣。”
“难道坐视之？”
“有一法，用贤臣，十年不言兵。”
史上富弼说了一句话，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这个对想有一番作为的赵顼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个十年与二十年，正是因为有一个郑朗，因此时间要短一点。赵顼心中很不同意，可郑朗郑重地推荐过富弼，强自耐心地问：“请详解。”
本来史上富弼也没有详解，也是因为郑朗，此次做了详解。
说道：“陛下，国家财政溃坏，切不可矫正太快，利益牵连甚广，矫正一速，冲突必多，天下会更多骚乱。仅是一个矫正，最少三四年之功。然后小心经营，任贤进言，那么一年才能积余几千万缗钱。最少得六七年才能将天下欠负偿还清楚。欲速则不达，一旦想求急功，庆历之举必又重现也。”
这正是郑朗看重富弼的地方。
史上富弼说了，赵顼不听。于是用王安石变法，一个急于求成，一个毛躁，结果好心办成坏事。不过换一句话来说，任谁做皇帝，看到这个亏空能不急吗？
若再慢一点，再小心一点，以北宋的基础，未必不能远远超越孝宗中兴之时。
富弼又说道：“这有一个前提，在这十年之内，勿得有兵事。一旦有兵事，所用费动辄以亿缗钱计，大事去矣。至于西夏，想要和平，一年所需也不过十万缗钱计罢了。不需用岁赐名义，那么契丹必然又来勒索。只用各种名义赏赐，忠则多赐，逆则不赐或少赐，逼迫西夏于边境安宁。十万缗钱对西夏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对我朝来说又算什么？当然，不能苟和，臣也反对苟和。想要用兵，十年后，看国家财政情况，若有盈余，精兵选将，一举而克西夏，使西北安宁。故臣说十年不能用兵矣。”
解释得够清楚了。富弼又道：“中间必须重用一人，郑行知也。”
他也弄不清楚赵顼心态，此一时彼一时，那时郑朗对赵顼不错，可是郑朗数次反对濮仪之争，与先帝关系又隐隐有些不和，天知道皇上会不会对郑朗重用？
许多人认为富弼这番话软弱了，可若没有郑朗，富弼的意见乃是当时全国上下最清醒的对宋朝认识。
赵顼经郑朗教育了一年多时间，仍有些不甘心，至少表面上富弼所说的过于偏软，他说道：“富公，朕拿账册给你看。”
让人传韩绛将国家收支总账拿过来。
富弼打开翻阅，只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