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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
清末名吏王瑚，别号铁珊，直隶人，在清朝官至道台。民国二年，直隶都督冯国璋请他出山，他主动要求降级做雄县知县，冯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谒各机关长官，拜见警察厅长杨以德时，杨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兴地说：“定州有个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难道不知道么？为什么取了个跟他一样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个王铁珊，没有第二个！”杨以德惊讶地站了起来，说：“难道你就是铁哥？”王回答：“是！”杨呆了半晌说：“这样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过想替地方做点事，官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王瑚刚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则雷厉风行，为近世官场难得的“异类”，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康有为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康有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周刊发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李大钊、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呼吁“好政府主义”。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73天就下台了。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4个月，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
蒋廷黼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道：“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国共内战，国民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训话道：“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陈公博有关于做官的妙论：“在野政客好骂人，宛如闺女在娘家，养得一身仙风玉骨，好评人短长，嫂氏有不是，只会在旁揶揄，或是看见侄辈尿粪不洁，必掩鼻而过。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闺女出阁，做当家媳妇，蓬头垢面，早早起，晚晚睡，还要换人的不谅。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绣房里、被窝中，向夫婿哭诉。自己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纽子不必扣紧，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饭碗盖起来完事。”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的这十六字。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接班”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热点，许多人都认为蒋经国会把江山传给蒋家第三代，延续家天下的传统。对此，蒋经国明确指出：“总统继承制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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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爱国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李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