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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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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曾经教授记忆之法，谓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惟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据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他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东藩有语：“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蒙文通语与学生：“学问可以不做，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