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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去扬州主持筹建鉴真纪念馆时，作了有关古建筑维修问题的报告。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没装纯白色的，而是略带点儿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叫整旧如旧。我们修复古建筑也要如此，不能焕然一新。”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悲痛之余，怅然若失，继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毛泽东和张元济等人游天坛。毛问张说：“你以前做京官的时候，可曾来此？”张元济说：“天坛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评了戊戌变法的不足。张元济曾先后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谈，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唐德刚总结道：我国军界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有“无华不成校”的现象。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无数手稿和书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八、知史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又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胡适说：“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李大钊评论马克思主义：“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个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陈独秀1904总结：一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没有被广泛地开启，人民如果如果没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国家的根基总是无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国家仍旧要衰败下去。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对于青年毛泽东，李璜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1918年）他已25岁，因被环境所限，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识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之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陈独秀则回忆道：“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陈独秀评三十年代的鲁迅：“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纲》，处处表扬太平天国。他的恩师胡适看后，很生气地说：“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你甚至还说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可是我都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
罗尔纲继续写他的《太平天国史纲》，获誉，陈独秀在狱中想见他，他又去问胡适，后者仍旧很不高兴：“陈独秀素有政治偏见，岂能研究太平天国？还是不要见了。”
寡为人知的是，“五四”运动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