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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人人皆一。这个‘一’，就是人人心中所愿。”
“人命只有一条，人死不能复生，我们都愿，我们的性命不被无故夺去。”
“我们还愿，我们的辛劳所得，不被无故夺去。”
“我们再愿，只要堂堂正正做人，我们的声名，就不被无故夺去。”
李肆声调高扬：“不管谁讲什么道理，喊什么大义，他都不能坏了这规矩！不管谁许下什么荣华富贵，什么美妙前程，只要坏掉这些规矩，那都是巧言令色的欺诈之语！这不止是英华的规矩，还是千百年来，人人心中的道理，人人心中的大义！”
“譬如天地，这个‘一’就是人世的地，这就是人心的底！这也是上天造人，本就许下的权，如人要呼吸才能活着一般自然，这权在英华，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夺去！谁要反这大义，谁就是我们的仇敌！”
如果是在满清，这番话道出，怕小民已经惶恐难安，士子们切齿痛恨，官员们魂飞魄散了。儒家也讲民贵君轻，也讲人心社稷，可在官儒神授君权和理儒三纲五常的浸染下，这些言论也不过是体现君王恤民悯人的遮掩。君王恩养百姓，臣民从性命到家财乃至名声，都由君王掌之，生杀予夺后，还要怀感恩之心，有些许怨懑，那都是不忠不敬。
可这里是英华，虽是江南，英华思潮在江南已传了好几年，天人之伦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皇帝将天人之伦切入立国根基，人心之实。士子和官员们都觉豁然开朗，原本虚无前路，也顿时亮堂起来，民人也都觉浑身发热，如果连皇帝都不能无故夺走小命家财乃至名声，这已经是梦中天国了。
“孔圣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觉得，这均，这安，说的其实就是这三条，说的也是这规矩。规矩人人都守，这就是均，因这规矩，人人都心中有底，这就是安。”
李肆再扯上儒家言论，淮扬学院山长刘大櫆心中猛抖，如醍醐灌顶，觉得自己几十年圣贤书，竟是读错了方向。
李肆这番言论，以儒家之言粗读，似乎没什么了不起，孔孟说的不就是这个么？李肆将这三条“天许之权”以孔圣言说出来，不就非常自然贴切？
可细细一品，这差别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儒家言教化，言礼仪，举纲常，明君臣，这一大筐子套下来，治政理想就是民安各业，互不相害的大同之治。
可李肆这番言论，却在说如今世势下，这不过是人世人心中最基本的道理，只是人心之底，是人生来即有之物。这让刘大櫆想起天道派对旧儒的批判，说儒家将底当作盖子，将地反作天，以往是有功的，立下了华夏大一统的传统，可现在东西来往，工商大盛，人力近天，已不适合再来治政了。以前刘大櫆还心中不服，现在回想，却是满心的失落。
三娘在一旁盈盈注视着侃侃而谈的李肆，恍惚间觉得，时光又回到十多年前，在英德李庄时，她逼问李肆，到底信着什么天理，李肆答以三个相信，那时少年的晴朗嗓音，跟眼下这沉稳嗓音混合在了一起。
十多年了，从三个相信，到天人三伦，现在谈的已是天许之权，李肆从当年飘渺的半仙，到如今的皇帝，不管气质还是心念，都已经稳稳踏在了地上。
三娘对李肆接下来的话已没了什么期待，李肆对她要说的早已说完了，这十多年都是在做，她也清楚，说和做是差别的，但如果连说都没有，又怎么能做。
汪士慎隐隐把握到了什么，觉得皇帝之言还有极大漏洞，他不觉皇帝这么肤浅，肯定还有下文，加之自己心中有惑，鼓足勇气插嘴问：“陛下所言确是至理，可历朝历代，立法行政，莫不以安民护利为要，士慎以为，这也是在立陛下所言的规矩。但千年以来，这规矩又何曾立起？严刑峻法、道德教化之外，士慎愚钝，不知陛下还有何良法，能立起这规矩，经世不移。”
这是在攻击李肆放空炮了，规矩光在纸面上，光在嘴里是不行的，还得靠法靠德，历代都努力过，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规矩就算立出来，也是用来被皇帝、官僚、军阀、暴民等各路人马破坏的。大家都没有底限，早在春秋时，宋襄公要守底限，就被当世人骂作迂腐了。
李肆暗道你问得好，我正愁怎么转到这个层面上来谈呢。
“这三桩天许之权，牵着人世之利，之所以守不住，都是因利之害。”
“汪士慎，你谈官府之害，工商之害，但你也承认官府之利，工商之利。人人所有的天许之权，是人之私利，最根本的私利，而工商营造流转商货，借天地人合力创利，官府安民济民，裁决纷争，兴利去害，这都是公利。”
“你也该看到，我英华从岭南到江南，十余年复宋地，纳万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造出这公利，博大之公利。人人即可由此公利获益，加之这公利顺应华夏大义，人心自然向着我英华。我英华官府虽有贪渎，工商虽有暴敛，但受害者不仅少，便是受害之人的大多数，计较利害，比满清时代更得利。”
“也如你所言，官府和工商有害，利害是一体两面的。如果公利大，害虽损利，却未及人的私利，至少未及那根本的私利。如果公利小，害就要侵入私利，乃至侵夺那根本的私利，也即是人之性命、家财和尊卑。”
“因此这规矩要立起来，除了以法以德抑其害外，关键就在一国能不能造出尽可能多的公利。我英华为何要逐鹿南洋，为何要与洋夷血战，这就是为了外争公利。我英华为何要官府下乡，要大兴工商，这也是为了内拓公利。”
说到这，李肆语调中含着一丝悲哀，在他前世时空，满清不得大义，更难求公利。以至于在十九二十世纪，泱泱华夏，沦为世界之巢。列强掠利华夏，求各自的公利，满清公利无存，只能向下去压人人私利，这就是满清成为列强乐园的本质。而后民国虽起，全球之利格局已成，华夏再难凝出自己的公利之局，才有军阀纷争之世。
“譬如道路，以前只有田埂小道，人们来来往往，身强力壮之人才能行下去，体弱无力之人被推下田埂。”
“现在我们要所有的人能在道上走，就不能只禁止以强凌弱，教导人排队，还得拓道。道宽了，才能容更多人循道得利。”
李肆拿道路来举例，非常形象，即便是一般民人都明白了道理。
可汪士慎辩兴又上来了：“即便道宽了，来往之人也有了更大差别。有还是步行的，有骑马的，有赶车的。这时候骑马的要撞步行的，赶车的要挤骑马的，这又怎么办呢？”
李肆心说你还真是个合格的捧咀，笑道：“除了法和德之外，不是还有你么？”
汪士慎愣住，却听李肆再道：“你说得没错，尽管官府和工商在不断拓道，也免不了强者霸道。若真有骑马赶车的要撞人，不许人行这大道，法德不及，难以规正，你这样以扶弱为志的有识之士，就该站出来，领着步行之人结成一团。骑马和赶车的能撞开一人，能撞开百人千人么？这大道上，终究还是行人多，骑马赶车的少。”
汪士慎一愣，李肆还没完：“可你领着步行之人，要拦下所有骑马和赶车的，霸住这道，那就别怪人家也合力，要把你们撞出道外，所以啊……”
“即便强者快一些，弱者慢一些，只要这道能容所有人走，能循着这道得利，为何要绝了此道，另立他道呢？”
汪士慎叹气，他已是服了，但他还有一问：“可强弱既有自力而生，也有天生，更有害人而生。人心都求公道，强者快，弱者慢，强弱悬殊，弱者必嫉。弱者众，究问强者之强的根底，这道上起了纷争，不就再走不下去了吗？”
汪瞎子入墨家，果然不是光凭感情用事，而是忧心贫富悬殊，以至社会动荡。
第七百四十四章人心之底
李肆道：“法在官府，德在民间，这就是英华容天主教在民，容儒家在学，容报纸大开言路的原因啊。”
他看向汪士慎，言语满怀殷切：“汪士慎啊，你真要墨家再成显学，为何要来学院？为何非要英华另立一道？让现在道上行人全转过去？”
“墨家既志在扶弱，就该在民间寻弱者为何会弱的本源，去行扶弱实事，去查这大道是否有曲有偏。除了扶弱，让弱者自强，让非义而强的强者伏法，大家都成强者。而不是遇强除强，扶弱仍弱，天下尽弱，这难道不才是墨家之志么？”
李肆的话语字字敲在汪士慎心间，楞了片刻，猛然躬身长拜，他悟了。因这一悟，墨家与仁学乃至儒家是否再能合流，融出华夏新的民本主义，李肆觉得很值得期待。
至此，李肆言尽，士子和民人们高呼圣明，但这仅仅只是形式，而他们心中正翻腾着的波澜，已非“吾皇圣明”所能概括。从古至今，民人都如飘萍，无大义之根。圣贤虽言民如水君如舟，各方豪强虽举民心大旗，却都着落不到实际。
而李肆今日一言，终于让民人认识到自己的根基，性命、财产和尊严，是上天所许，即便皇帝也不能剥去。这当然无法一一对应现实，但却是他们的大义。你要说有什么差别，昔日小民被夺了这些东西，只能徒唤老天爷不公，而现在，大家就能明白，到底不公在哪里。因这明白，人心堤坝，就此推高一截，而英华的大义，也更为坚实难摧。
皇帝这番话被整理为《天许之权》，随后陆陆续续由各个渠道播传民间，民人看重的是自己之权，却不知道，当日皇帝还有一番话，只在淮扬学院对官员和士子们说。这些话没有广传，并不是有什么忌讳，而是从官府角度来谈问题，一般民人理解不了。
“江南白莲教案，松江府报说，各县多有借此案报复往日仇怨，打压士绅良民之迹，牵连者甚广。”
“广州织造公司勾结前江宁织造李煦，软硬兼施，逼江宁知府摊派织户工力，不仅《江南时报》等几家报纸被其收买，连督察院江南按察使都收钱遮掩，不是织户找韩都督申冤，刘总管查问，此事还浮不出水面。”
李肆开口就提到两桩大案，不仅涉及留用的江南本地官员，还涉及岭南工商和按察使这种级别的高官，众人心中都是惶然。
“汪瞎子说得没错，官府和工商之害渐起，将会越演越烈。要如何兴利驱害，就得从国体入手。某些人向朕进言，要高举屠刀，震慑人心。前明太祖已经干过了，效果如何呢？我们这一国，要建的是全新国体，朕这个皇帝，也是历代未有之君，就得另作思量。”
李肆转向务虚，让官员和士子们松了口长气。
“打天下和治天下，如作饼和分饼，只作饼不谈分，大家就不会出力，只分不作，这饼就不大，因此这作和分，从来都是一体的。”
“而我英华正处华夏三千年未有之变，相较之下，于国人而言，分饼更重于作饼。如何分饼，能令一国人心尽服，这就是开国之经制。不仅要适应眼下人心所向，也要考虑时势精进后的变化，饼大之后怎么分，也有饼小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官府既领天下事，首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朕看来，天下事纷繁杂乱，这饼大得已非人力能尽览，参与分饼的人也是一国各个阶层，官府想要亲力操持，确保分得公平，又留有足够的公利，即便官府下乡下村，这都难以做到。因此官府要学会卸责，就如将德治推向民间一样，不要事事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