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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协作（下）
任堂的话让邓名感到有些惊讶，他对明末人物并没有什么研究，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于书本和网络，在他的记忆力，似乎前世给黄宗羲的评价很高，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家，虽然这看起来这和黄宗羲称颂满清帝王为圣人有些矛盾，不过邓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邓名不愿意接纳黄宗羲的弟子进入他的军队，只是出于不愿意在军队草创的时候出现思想混乱——就像任堂刚才说的一样，要是邓名再用“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做挡箭牌的时候，要是跳出来几个士人给任堂帮腔就讨厌了——对此邓名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即使是前世的宪政国家，军队也依旧是专制堡垒；此外，邓名还有一些实用上的考虑，暂时这些江南士人无法给明军提供什么实质上的帮助，邓名当然更愿意把利益给他的同志、或是用来和地方实力派交易，而不是白送给士人。
不过看起来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怨恨不仅限于此，邓名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员大将的理由，就试探着问起他为何对黄宗羲等江南士人如此反感。
“我们有今日之祸，全是江南士人造成的。”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有属于同一阶级的亲近感，一方面又有坚持抵抗者对失败主义者的蔑视：“当年就为了一个拥立的问题，江南士林和弘光天子闹得势不两立，虏丑南侵之前，江南士林拼命诋毁先帝，唯恐将士、官民不对先帝灰心失望，马首辅保护天子，他们对马首辅也恨之入骨，竭尽造谣诋毁之能事，大敌当前，江南士林却竭尽全力地让天下百姓都深信朝廷君昏臣奸、亡无日矣，这到底是在帮谁的忙呢？其中黄宗羲起的作用更是无与伦比……”
说到这里任堂突然收住了口，因为他想起马士英在鲁王系这边也不受待见，再多说就会连张煌言一派也都牵扯进去了。
“马首辅。”邓名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任堂说的是马士英，而且用得时敬称：“马首辅不是奸臣吗？”
“马首辅！”听出邓名语气中的疑惑时，任堂顿时又激动起来了，以前他也曾认为马士英够呛，不过任堂既然有以死报国的志气，那么无论是马士英、还是张家玉这样士人就都是他的榜样：“南京城破时，礼部主事黄公不降，多铎就用江南士林的说法劝降他，称先帝昏聩为何他要尽忠，黄公口称‘天子圣明’，多铎又问马首辅如何，黄公称‘忠臣’，多铎反问士人皆称马首辅为奸臣，为何黄公独树一帜？黄公答曰，马首辅保护天子，死战不降，忠臣何疑？而那些口称马首辅为奸臣的，反倒统统投降虏丑了，不是奸臣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任堂有些疑惑，他听说邓名是福王遗孤，既然如此又怎么会质疑马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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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错。”邓名点点头。
讲述到这里时，任堂再一次停下，因为再往后又会涉及到鲁王系、唐王系对马士英这个福王支持者的迫害，仔细计较起来，郑成功和张煌言脸上都会有些难看。
东林复社对马士英最为痛恨，因为他们最担忧的就是福王坐稳帝位，和他们计较当年诽谤、侮辱郑贵妃一事。相比东林造谣谋叛，勾引左良玉配合清军进攻南京，马士英反倒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表现的极为克制，三次制止了弘光对东林的挑衅做出反击，力主要和衷共济，不过他最后得到的报答是大规模的武力叛乱。马士英被清军俘虏后大骂不降，被处以剥皮充草的酷刑，而东林得知后人人拍手称快，灭绝人性地笑称马士英这般下场和他“瑶草”这个号正相配。而且有一点任堂并没有对邓名说，当年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人走茶凉，复社的好友、门生都忙着争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个被东林鄙夷的马士英，因为一些浅薄的交情和士人的感情，独自为张溥的后事奔走了一个月，让这位东林领袖能够尸骨还乡、入土为安。
如果邓名想大用江南士人，任堂多半会把这些黑材料拿出来，让长江提督有所了解，不要完全信任他们，但现在邓名已经表现出了对士林明显的轻视，那任堂也就不雪上加雪，免得导致邓名更不把士人放在眼里，让他再也没法获得同盟军。而东林在邓名前世的后续行动，任堂当然不得而知，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编明史的时候，仍常常写信给黄宗羲讨论内容，直到那时他们师徒仍唯恐马士英能获得忠义之名，《明史》羞羞答答地提了一笔马士英殉国的事后，马上又长篇大论地称，有野史称马士英是投降满清了的，只是事后又私通隆武才被清廷处死。在正史里大谈野史如何如何，这也算是独一份了，而且这段野史的描述比对马士英死亡的正式记录还详细，还要绘声绘色。
党争这种问题邓名同样是无可奈何，而且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东林一家的毛病，西营要不是因为同样的问题也不会被清廷打得一败涂地。这次邓名劝说张煌言优先考虑帮助郑成功，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把不同派系的明军再次团结起来。
“听说鲁王去了澎湖，张尚书对此颇有些担忧，我们回四川前，我回修书一封给延平，请他把鲁王送还舟山。”邓名觉得即使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让张煌言单方面付出也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就想设法让郑成功退一步，帮张煌言去掉一个心结。不过直到此刻，邓名对黄宗羲仍抱有一些指望，毕竟前世那个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思想家这个名头还是很响亮的，现在邓名正处心积虑地想建立国民社会，要是有个理论大师帮忙，那这宣传工作就不用他亲历亲为了：“可惜这次来的只是一个黄先生的弟子，要是黄先生亲身体前来，我倒是很想恭请他去四川开书院。”
四川的书院虽然和传统的大不相同，会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为官府生产后背官员的培训所，但邓名估计黄宗羲肯定搞不懂里面的文章，说不定会欣然上任，等到了四川那反悔也未必来得及了。
但黄宗羲不知道，任堂同样不知道，现在这个书院的模式仅存于邓名的脑子里，他见邓名居然想让黄宗羲帮他培养后备官员，顿时又是大急：“提督为何对黄宗羲念念不忘？让他留在江南和提督做做生意不好吗？书院祭酒一职，就是交给钱谦益都比给黄宗羲强啊。”
见任堂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邓名大奇道：“为何不妥？”
“提督想让他教学生什么？教私通鞑虏么？”任堂为了打消邓名的这个念头，也顾不得士林形象：“黄宗羲最近五、六年一直在江南讲学，提督知道他都在讲什么么？直到为何清廷置之不理么？他当初可是参加过义军，被清廷通缉过的啊。”
“黄先生都讲了什么？”邓名确实一无所知。
“他讲大明天子乃是天下之大害！”任堂义愤填膺地说道。
在邓名的前世，黄宗羲的讲学颇受推崇，他从顺治十年左右开始努力讲学，称君为天下的大害，怒斥大明皇帝聚敛无数，搜刮民脂民膏；还讥笑大明天子从洪武开始，就想把国家当做私人财产，锁进箱子里，永世占为己有。
“当年黄宗羲大骂先帝好色无度，抓蛤蟆炼春药，到底对谁有利？现在黄宗羲大骂国朝天子，岂不是为虏丑张目？”任堂质问道：“提督请他做监生贡院的祭酒，到底想让他教什么？”
“他说的其实没错。”邓名听任堂叙述过前因后果，知道正是这些言论给黄宗羲带来了反封建反专制大思想家的头衔，至少邓名觉得黄宗羲对明朝历任天子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剃了头呆在清廷治下这么说未免有踢死狗的嫌疑。见任堂鼓起嘴还要争论，邓名抢先补充了一句：“只是不合时宜。”
“只是不合时宜吗？”任堂厉声问道，虽然邓名是它的长官，但任堂已经忍不住要力斥其非了。
“就是不合时宜。”邓名再次重申道，黄宗羲的行为就好比在抗日战争期间，呆在日占区历数国民党的腐败罪恶，号召学生们看清中华民国的反动本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同样责备过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反民主、一党专制这些罪行，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但中共肯定不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去日占区发出类似号召，因为这些指责虽然没错，但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至此邓名已经打消了请黄宗羲去负责四川书院的念头，黄宗羲若是在四川继续这种宣传，那对清廷的帮助说不定比对推广宪政思想还大。
“还是等我光复了中国大半领土之后，再请黄宗羲来讲学吧。”邓名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那个时候再让黄宗羲痛骂封建专制应该就没有大坏处了，现在显然还是太早；而且黄大思想家一边反大明封建的同时，还歌颂清帝是圣人，如果黄大思想家不是出于阿谀逢迎而是真心这样认为的话，邓名知道后果会更不堪设想，那就好比在抗战期间，有知名学者在后方大肆鼓吹日本天皇和大东亚共荣圈一样。
“我这就写给延平郡王的信，等周陪公回来，帮张尚书在崇明站稳脚跟后，我们就回四川。”邓名岔开话题，不再与任堂争论大明天子是不是圣明的问题，帮助闽浙明军同心协力后，邓名知道西南还有一大堆麻烦要处理：“等返回四川后，我要再去一趟昆明。”
“提督要亲自去昆明吗？”听到邓名的这个打算后，周开荒立刻就叫起来。
“提督不会亲自去得，肯定是派一个使者。”任堂不满地瞪了周开荒一眼，事关邓名的安全，他马上也忘记了刚才的争执。
“不，我就是要亲自去一趟昆明，到时候你们接着练兵，不要松懈了，让赵千户陪我走一趟。”
第六节 亲征（上）
周沛公只用了三天就从南京返回，大部分合约条款两人都早已达成共识，最主要的军事方面：在对合约绝对保密的前提下，明军在十天内放弃镇江，舟山军撤退回崇明，不得无故登岸；而川军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湖广，不得在江南境内托词逗留。对应的，南京方面负责向北京保证可以独自面对崇明，并不尝试重建水师或是做出其他威胁崇明的举动。
不过在军事合约之外，还有商贸问题，周培公要求仿效武昌的例子，由南京方面负责组建销赃商行，而不能由着舟山军明目张胆地进入江南领地四下贸易。就连出货周培公也要求由这个商团负责，而周培公拿出来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那就是安全和保密需要。
对于货物价格邓名并不担心，最大的利润是由运输带来的，只要明军负责大部分的运输，那定价就不可能由南京说了算。尤其是利润最可观的海贸方面，更是南京无法插手的，或许南京知道海贸的利润很高，但到底舟山军和延平的交易价格仍是南京方面无法知晓的，除非明军这边主动透露。
“这些交易一律用银子核算。”周培公见邓名沉吟不语，又补充了一条他认为很重要的条款。
“看来周培公是发现武昌那边的货吃亏了。”邓名本来也无意在南京这边使用欠条政策，至少现在时机未到，他刚才没有立刻答应主要还是担心南京会突然切断货源，官员的信用一向不好，所以邓名同样想插手其中，设法扶持、培养一个财富和明军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