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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自宋朝建立以来，每年朝贡，态度一直相当恭谨。南唐灭亡的次年，钱俶与妻、子入朝，因为太祖曾约他晤面“以慰延想”，并许诺保证让他回国。到达开封以后，太祖赐他剑履上殿，书诏不称名，极尽礼遇。群臣纷纷上章，建议扣留钱俶，太祖信守诺言，放他南归，感动得钱俶流着泪表示愿今后三年一朝。临行，太祖赐他一个黄包袱，封裹严密，嘱咐他在路上细看。途中打开一看，都是群臣请求扣留他的奏章，他越加觉得惶恐不安。
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越发忐忑不安，上表要求免去所封的吴越国王和书诏不名的待遇，允许他回国，宋太宗没有答应。随从的崔仁冀对钱俶说：“现在去国千里，尽在他人掌握之中，只有插翅才能飞去！”钱俶迫不得已也只得重蹈陈洪进的覆辙，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南方的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据说，这次钱俶入朝，臣民都知道他将有去无回，造了保俶塔祝愿他能平安回来。然而钱俶不仅没能南归，连做大梁布衣寿终正寝的权利都没有，他的死也是疑窦丛生的。雍熙四年（987年），钱俶得病家居，有一个叫赵海的宦官夜访其宅，拿出一粒药说是太宗所赐。他服下后，家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几天后，钱俶向太宗说了这事，太宗居然大惊，逮捕了赵海，决杖流配沙门岛，似乎他从来不知这件事。但赵海敢于假传圣旨，显然是令人怀疑的。其后，钱俶的病一直未好过。次年八月他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他就暴死，结局与李煜相去不远。
建立北汉的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旻，后周代汉以后，他就割据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虽局促一隅，军队却十分强悍，且与契丹成犄角呼应之势，地势又易守难攻，成为宋朝统一最难啃的硬核桃。太祖虽实行先南后北的战略，却始终关注着北汉的动态。
开宝元年（968年）八月，北汉第二代国君刘钧病死，在王位传承上引起了政局动荡，太祖认为有机可乘，就派李继勋、党进和曹彬率军北伐。北汉派名将刘继业（即杨业）抵抗，同时向辽朝求救。宋军直逼太原城下，太祖传诏北汉新国主刘继元投降，遭到拒绝。在契丹诸道驰援的情势下，李继勋唯恐腹背受敌，只得撤兵。
太祖心有不甘，次年二月御驾亲征。他一方面名各州调运粮饷到河东战场，一方面派兵扼守契丹可能驰援的军事重镇。大军抵达太原城下，太祖筑长围攻城，但城坚难下，于是掘汾河水灌城，城中虽然恐慌，但仍顽抗。太原城久攻不下，而契丹的援军虽然受挫，依旧在北边造成很大的压力。时已炎夏五月，淫雨连绵，宋军中疫病流行，太祖只得被迫撤兵。宋军撤退以后，太原城排除积水，大段城墙圮坏倒塌，辽朝使者见状大为赵匡胤惋惜，说：“宋军倘若先浸而后涸，太原城就易手了。”
南唐灭亡以后，南方的统一已大势明朗，次年秋天，太祖命令党进、郭进和潘美等兵分五路第三次伐汉，希望由自己来砸碎这颗硬核桃。但不久他就突然去世，把问题留给了太宗。太祖虽未平定北汉，但三次北征，已大大消耗了北汉的实力，在第二次北征以后，还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大量迁徙到内地，使其只剩下一个地荒民寡的空壳子。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见政权初步巩固，便急切的企图通过攻灭北汉来实现太祖不能完成的功业，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时命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以阻击契丹援兵。
二月，太宗御驾亲征，所遣兵马在十万以上。三月，郭进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北）南截击来援的辽军，辽军死伤严重，所幸耶律斜轸的后续部队赶到，才扼住宋军的攻势，得以退兵。另一方面，潘美指挥宋朝大军围困太原城，自春至夏，昼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太宗抵达城下，督诸将攻城越急，太原城几乎城无完堞，城头箭集如猥。城破在即，太宗传诏北汉主速降。刘继元见大势已去，亲信逃亡，只得出降。宋得十州一军四十一县，五代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以中原王朝的传统眼光看来，这也可以说是海内一统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海内一家的范围也在扩大，而与宋对峙的辽夏今政权也和前代旋扑旋起的柔然、突厥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权实体，他们也加入到融天下为一家的历史过程中来了。而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既有和平相处的乐章，也有兵戎相见的血污。北汉刚平定，宋辽之间就形成了唯一直接的对峙，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成为宋太宗的当务之急。
细说宋朝14：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辽太宗率领契丹骑兵直下后晋都城开封时，宋太祖年方二十，对这一浩劫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北宋建立以后，图谋燕云，拱卫中原，可以说是他一贯的夙愿。他建立了封桩库，积存每年的财政盈余，打算蓄满三五百万以后，与契丹交涉索还燕云的土地与民众。倘若契丹同意，这些款项就作为赎款，否则就散尽库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取。他做了一个估算，倘若以二十匹绢的价钱换算一个辽兵的首级，辽朝十万精兵用二百万匹绢也就搞定了。太祖的这一规划，表明他是对辽和战当作严重问题来郑重对待的。因而终太祖之世，宋辽之间基本维持互不侵犯的状态。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出兵攻北汉，已做好了与契丹开战的思想准备，而北汉终被攻灭，也令太宗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决定挟战胜之余威，取燕云之故地。实际上，攻打北汉从正月到五月，已经是师劳饷乏，完全不宜再开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的辽朝在景宗统治下，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经济大有好转，政治也算清明，关键是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这样智勇兼备的名将。宋朝又没有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仓促上阵，显然是难操胜算的。这时，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太宗的旨意，上奏鼓吹道：“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于是太宗决意攻辽。
五月下旬，宋军自太原诸路并进，越过太行山向河北平原集结。六月十三日，太宗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亲自督军北上，正式发动北征。十天后宋军进抵南京（今北京）城下。辽将耶律斜轸见宋军兵锋略盛，便引军退驻得胜口（今河北昌平西北），耶律沙则撤到清河北（今北京清河镇附近），互为犄角，声援南京。
宋太宗误以为耶律斜轸只能据守险要以自保，便派一部进行监视，自率主力日夜攻城，命宋军围城三匝，穴地而进。辽朝守臣韩德让日夜登城指挥，力保城池不失。宋军围攻半月，疲惫劳顿，粮草因运输线过长也开始紧缺。
七月初，辽朝所派耶律休哥率领的驰援大军已抵达前线。他先以弱兵五千诱敌，再以精骑三万从他道绕到宋军南侧，发动猛攻，席卷而北。六日，耶律沙进军城下，与宋军激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也各率所部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宋军急调围城部队迎敌，城内辽军见援军赶到，便开门列阵，鸣鼓助攻。宋军在辽军数路猛攻下，全线崩溃。次日黎明，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了两箭，仓皇奔逃至涿州，因箭伤无法骑马而换成驴车继续南逃。辽军追杀三十余里，耶律休哥身上也多处受伤，不能驭马，便改乘轻车追逐，至涿州未获宋太宗而还师。
在高梁河之战中，就兵力对比而言，宋军明显占上风，但却以残败而告终，使宋初以来培植的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究其战败的内部原因，一是战略上的轻敌，以为挟战胜北汉的余威，必能奏功。二是战术上的失策，屯兵坚城之下，不做打援的部署，乃至处于内外数路夹攻的被动境地。三是士气的不振，将士连续作战，身心均已疲惫，将领中甚至有掳掠北汉妇女充当军妓，其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可以想见。
为了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现在自宋太祖就志在解决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对太宗说来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首先，战端一开，已经切断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大言既出，不打则贻笑天下，威望扫地；若打则覆辙在前，胜负难料。太宗有点进退两难。
太平兴国七年，趁辽圣宗新即位之际，宋太宗甚至谋求与契丹恢复以前的和平状态，但因没有正式的国书而遭到拒绝。而要下国书求和，太宗还拉不下这面子。在接到辽朝拒绝的信息以后，太宗重新开始积极备战。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伐。之所以这时发起北征，太宗是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才做出的。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见太宗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太宗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廷美也已贬死，太宗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来战略物资的准备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太宗误信边将的报告，以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从表面现象来看，辽圣宗这年才十六岁，说得上是“主少”；政事听命于其母承天太后，说“母后专政”也名副其实；而承天太后也确实重用她所钟爱的韩德让，在大计方针上多有听从，以“宠幸用事”评断也相去不远。
但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共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这一时期也是辽朝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以边境防务而言，承天太后在圣宗即位当年，就任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允许他便宜行事，总令南面的军务。史称耶律休哥在这一期间“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对宋朝的进犯早有防备。因而宋太宗在对外征战时机的选择上，是绝对错误的。
雍熙北伐是宋太宗亲自指挥的，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阵图是宋代猜防武将，实行“将从中御”政策的产物。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用将“专而不疑”，只在命将出师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太宗的韬略远不能与乃兄相比，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十分强烈，为了“将从中御”，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让他们不折不扣执行。太宗、真宗两朝阵图最为盛行，但也是对辽战争一败再败的年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