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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真正矛盾，其实是在于对待旧武士的态度方面，利通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该全部清除掉，而隆盛则同情那些毫无谋生手段，即将因为废黜旧封建制度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下级武士们。于是最终隆盛离开政府回到萨摩鹿儿岛，聚集落魄武士，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明治十年（1877年）二月，心怀不满的旧武士拥立隆盛为主，发动了对政府的叛乱，也即“西南战争”。叛乱失败后，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旧武士家族的后裔因此对这位失败的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称西乡隆盛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的民众呢？
且说西乡隆盛被赶下台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独掌政府实权。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利通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夺“玉”行动
孝明天皇庆应二年（1866年）六到八月间爆发的第二次“征长战争”，以十五万幕府军被四千长州军击败而告终。从此幕府威望直落谷底，家茂将军去世后，其后见人德川庆喜被迫下令终止战争，全线撤退。十二月五日，德川庆喜继任为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
长州之所以能够在“四境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在于幕府的腐朽、诸藩联军的装备既差，配合度又不高，而长州则经过军制改革，装备精良，同时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此外，萨摩以及英国对长州的暗中支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英、法两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权，英国认为幕府已经彻底腐朽，无法利用它来统治整个日本，因此转而支持藩政开明，并且逐渐打开国门的萨摩、长州等藩，希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雄藩联合体制——也就是坂本龙马所设想的那一套。而法国看到英国这种态度，反倒加强了支持幕府的力度。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人掺和，长州未必能够轻松打赢“四境战争”，而如果法国人不在其中搅事，大概高杉晋作在战胜后会趁胜追击，直薄京都去吧。
且说这位志气冲天的高杉晋作，在“四境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呕血卧床，随即在第二年也就是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十四日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仅二十九岁——查其病因，乃是慢性的肺结核。
而另一方面，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继位前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幕政改革，内容包括购买武器，改革军制，改组幕府，以五位老中分掌五局，等等，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颇有振作自雄，重新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意愿。这次改革能否最终成功暂且不论，但很明显的，一旦幕府统治稍有起色，庆喜将军很可能再开征长之役。
正因如此，萨摩、长州等藩丝毫也不敢因为幕府军被击退而大松一口气，他们计划着乘胜追击，从政治和武力两个方面彻底颠覆幕府的统治。说来也巧，就在家茂将军去世后不到半年，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也猝然驾崩了，终年三十六岁。
孝明天皇是坚定的攘夷论者，但同时也是佐幕派，他仍想维持传统的幕藩体制，只不过希望幕府对朝廷的态度更为恭顺，自己对政治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已。尊攘派数次遭到迫害驱逐甚至杀戮，除了幕府在挥舞屠刀外，孝明天皇其实也“功不可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天皇才是倒幕派的最大敌人，所以也有天皇实际是被倒幕派暗杀的说法流传至今。
继承天皇宝座的乃是孝明之子睦仁亲王，继位一年零九个月后改年号为明治，故称明治天皇，而所谓的“明治维新”也正是由此得名的。这位天皇继位时年仅十六岁，说不上幼小无知，可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使得倒幕派大为欢喜，认为这才是自己应该夺取的一块良“玉”。
明治天皇才一继位，倒幕派公卿立刻行动了起来，其核心人物乃是蛰居在家的下级公家岩仓具视。岩仓具视本是中纳言堀河康亲的次子，后来过继给岩仓家，因为受到关白鹰司政通的器重而担任朝官。他原本是支持公武合体论的，因为推动“和宫降嫁”而成为尊攘派的眼中钉，被剥夺官位，勒令蛰居。大概遭此大难后，具视终于看清了天下大势，认识到公武合体断不能行，而尊攘派势力庞大，并且日益倾向颠覆幕府，这是历史潮流，根本无法阻遏，于是思想逐渐转向尊王倒幕。
庆应三年（1867年）元月，明治天皇登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掌握了朝政。这位炽仁亲王曾与和宫有过婚约，但被幕府横插一刀，搞了个“和宫降嫁”，把未婚妻掳到江户去了，亲王当时是敢怒而不敢言，等到孝明天皇一咽气，立刻就跳了出来，把矛头直指幕府。在炽仁亲王的努力下，朝廷颁下诏旨，赦免了从前被处罚和放逐的大批公卿，岩仓具视以及流亡在外的三条实美等人得以重归政治舞台。
且说当年“七卿落难”，逃离京都，往依长州毛利氏，但随即因为第一次“征长战争”，幕府命令长州交出剩下的五卿，把他们流放去了北九州。庆应三年（1867年）三月，在炽仁亲王和静宫清保亲王（晃亲王）的奏议下，这五卿终于重归朝廷，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等人就和萨、长势力联起手来，准备收拾残局，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人被称为“王政复古派”。
所谓“王政复古”，表面上的意思是恢复古代的天皇制，在天皇朝廷和百姓之间不再插进一个武家的幕府，天皇成为实至名归的国家最高首脑，然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倒幕，想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西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已。
在朝廷的支持下，上下两股势力开始积极活动。在上，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等藩主先后率兵上洛，尊攘派基本控制了京都及其附近地区；在下，萨摩、长州、土佐、安艺等藩的实权人物先后达成联兵倒幕的密约。眼看全国性倒幕大势将成，倒幕派就要动手，突然间，三不知跳出一个山内容堂来，几乎坏了大事。
●小御所会议
山内容堂本名丰信，乃是南海雄藩土佐高知的前任当主，据说酒量很大，人称“鲸海醉侯”，是公武合体论的积极鼓吹者。当初黑船来航，国门被迫打开，山内丰信立刻重用吉田东洋等开国派进行藩政改革，成效卓著。不过东洋对内思想是倾向于佐幕的，山内丰信也与之相同。传说水户藩尊攘派领袖藤田东湖与丰信交好，曾经秘密对丰信说：“我藩是御三家之一，不能采取过激行动，而作为外样的土佐就当以谋反为主要目标了。”丰信闻言“哈哈”大笑，说：“诚之进（东湖）又在胡说八道了。”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作为“一桥派”的干将山内丰信当然无法幸免，被迫把家督之位让给儿子山内丰范，自己退居二线，改名为“容堂”。井伊大老被刺后，山内容堂重登政治舞台，大力推动“和宫降嫁”和公武合体。然而他不在位的这段时间内，土佐藩内的激进尊攘派已经得势，他们刺杀了吉田东洋，而以武市半平太（瑞山）主持藩政。
山内容堂着力打压激进尊攘派，终于在庆应元年（1865年）的闰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征长战争”爆发前不久，将武市半平太下狱处死，一扫激进尊攘派的势力，改以态度温和的后藤象二郎主持藩中政务。后藤象二郎随即和坂本龙马合作完成了“船中八策”，想要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完成政治改革。
“船中八策”深得山内容堂之心，为了避免倒幕派引发战争，容堂就派后藤象二郎拿着自己的计划书去京都游说。这套计划的中心思想为“大政奉还”，即让幕府把现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给天皇朝廷，由天皇指定设立一个以幕府将军为议长，包括各地雄藩大名在内的“列侯会议”。山内容堂认为这样就可以在不引发流血战争，不颠覆幕府，“忠义两全”的情况下改革朝政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套分明还是“公武合体”的老花样，所以后藤象二郎到处游说，却到处碰壁，就连土佐藩军事总裁坂垣退助也说：“奉还大政之言虽美，却全是空话。德川氏从马上得天下，若不能在马上将其夺回，就不能打倒其数百年来的霸业！”山内容堂大骂退助所言是“暴论”，立刻将其解职，同时命令后藤象二郎以土佐一藩的名义直接把计划书提交给朝廷和幕府。
幕府立刻牢牢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庆喜将军上奏请求“大政奉还”，并表示愿意辞去征夷大将军之位。面对幕府的这种恭顺姿态，部分决心不够坚定的倒幕派公卿和大名表示可以接受，而态度坚决者则趁机更加紧对京都地区的控制。十一月十三日，萨摩藩主岛津茂久（即岛津久光之子岛津忠义）领兵上洛，要求朝廷召开会议，下达“王政复古”的大号令。
十二月九日早晨，朝廷下达“王政复古令”，同时在小御所召开会议，齐集公卿百官和有力大名，商讨改组政府的问题，最终决定撤销传统的关白和各种养老令官职，以炽仁亲王为总裁，公卿中山忠能、三条实爱等人，以及大名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人为议定，组成新的政府，岩仓具视、后藤象二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担任参与，负责具体事务
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了晚间，开始商讨如何处置德川幕府的问题，岩仓具视侃侃而谈，提出勒令幕府“辞官纳地”，即要求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