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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仁安三年〔1168年〕，后白河院迫不及待地逼迫年仅五岁的六条天皇逊位，让自己的亲儿子、八岁的宪仁亲王继位，就是高仓天皇。清盛一跃而成为天皇的外祖父，并且他还把女儿德子嫁给天皇，亲上加亲，从此平氏更是权势煊赫，炙手可热。清盛的堂兄弟、大纳言平时忠甚至狂妄地说：“非此一门〔平氏〕，皆不是人！”
平氏本是武家，但其六波罗政权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武家政权，它是依附于摄关政治和院政而存在着的，缺乏独立性——这也是平氏子弟逐渐公卿化的根本原因。就平清盛本人的意愿来说，他很想把公家政治彻底打倒，从而使六波罗政权脱颖而出，真正君临天下。然而想要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并不仅仅靠打压公卿势力，甚至幽禁天皇、法皇就可以达成目的的，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平清盛和被他打倒的源义朝一样失败。而等到清盛去世后，其继承人平宗盛更是彻底转向，一切唯后白河院马首是瞻……
日本佛教的兴衰
佛教于六世纪时传入日本，经过崇佛、拍佛两派的殊死拼斗，最终在这座岛国上站稳了脚跟。逐渐的，再也没有什么“国神”和“蕃神”的区别，神佛紧密地合为了一体。为了便于统治，日本朝廷一直宣扬天皇乃是天孙后裔，具有神性，原始的诸神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与诸神崇拜结合为一的佛教，也无可避免地要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日本有学者认为奈良朝的佛教乃是现世佛教，是政治佛教。
从天武朝开始，朝廷就将《金光明经》等佛经颁发各地，教臣民诵读，后来更在各地修建丈六的释迦牟尼佛像和七层宝塔。到了天平十三年〔741年〕三月，圣武天皇下诏，要各国都建筑“国分寺”和“国分尼寺”，也就是朝廷明令在各行政区域内建造官修寺院。统辖各地国分寺的总寺院是东大寺，统辖各地国分尼寺的总寺院是大和法华寺，都在都城附近。
最早传入日本的是三论宗和成实宗，其后为法相宗、俱舍宗和华严宗，唐僧鉴真还传来了戒律宗。到了平安时代，政权逐渐转移到藤原氏的手中，佛教势力略有下降。在这个时代兴盛起来的，主要是传教大师最澄的天台宗和弘法大师空海的真言宗，前者以平安京东寺为中心，后者以比叡山为中心，与被称为“南都佛教”的旧奈良诸宗派相对立。
最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的，是净土、禅宗、日莲等宗派，那已经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情，公家政权即将让位于武家政权了。
●迁都福原
平清盛乃是伊势平氏的平忠盛之子。传说白河上皇曾将宠爱的祗原女御下赐给忠盛，关照说：“如生女儿就是我的，生儿子就是你的。”其后不久，祗原女御就生下了平清盛，因此当时流传着清盛乃是白河上皇私生子的谣言。
清盛的仕途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十二岁时即叙从五位下，任左兵卫佐，十八岁时因跟随父亲忠盛讨伐海贼有功，进为从四位下，十九岁时任中务大辅，二十岁兼任肥后守，二十九岁叙正四位下，就任安艺守。“保元之乱”后，他又先后担任过播磨守、太宰大贰、参议、右卫门督等官，并最终爬上了太政大臣的高位——武士而担任朝臣的领袖，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就表面上来看，平氏政权比藤原氏摄关政权更为稳固，一方面清盛自己手里就有兵有粮，不需要依靠别的什么武士集团，另方面他不但重视掌握中央政权，还着力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平氏一门握住了全日本将近半数的国司衙门，并且不仅在自己的领地内，而且在权门贵族、国衙领地内都派驻地头，以此作为平氏六波罗政权的支柱。
当然，旧贵族公卿们是不会甘心让这些粗手粗脚，不够“风雅”的武士们爬到自己头上去的，他们费尽心机想要颠覆平氏政权。就在这种背景下，永万元年〔1165年〕七月二十七日，二条上皇驾崩，南都和北岭的矛盾激化，终于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
所谓南都，就是奈良的兴福寺，所谓北岭，就是比叡山的延历寺，这两寺都是在日本国内势力最为雄厚的佛教寺院，不但拥有大批的僧兵和广阔的领地，还经常参与政治和皇室家事，在贵族中很有影响力。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所谓佛寺，和封建庄园毫无两样。
二条上皇下葬的时候，兴福寺和延历寺为在上皇墓前立匾一事发生争执，甚至引发僧兵们的武装械斗。平清盛认为这是一桩小事，非但没有加以有效的调停，反而指叱双方为“大逆不道”，派兵镇压，从而引起两寺的愤怒。就此南都、北岭与平氏政权，以及平氏设立的地方政府频繁发生冲突，并最终和不满清盛所为的公家势力结合起来。须知这些和尚们与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卿们不同，虽然没脑子，却有刀有枪，公家的诡计加上僧兵的武器，平氏天下，从此再无宁日了。
可以说，平清盛这个时候已经老朽了，他连出馊招，最终毁掉了自己的天下。比如说，为了加强统治，他专门设立了名为“秃童”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的人员共有三百人，全都是十四至十六岁的少年，一律齐耳短发，身着红衣。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京都的各条街道上走动，只要听到有人说起相关平氏的坏话，立即上报，即将该人扭送六波罗治罪。这种防民之口的做法，其实带来的只有坏影响，而丝毫也没有好效果。
仁安二年〔1167年〕，平清盛以生病为由辞去太政大臣的职务。半年以后，他受戒出家，法名为清莲，以后又改名净海——俗称为“入道相国”。这位入道相国如同院政时期的上皇、法皇们一般，虽然交卸了名义上的官职，虽然剃了光头，斋戒礼佛，却依旧不肯放弃俗世的权力。他离开京都，前往摄津国的福原地区，在这里建构新的城池和庞大的港口，一方面利用对宋贸易积累财富，另方面也打算把这里当作全日本新的统治中心。
这个时候，后白河院也早已是出家之身，他的院权逐渐被清盛架空，心中大为不满。于是，这位非常喜欢开会的法皇便将西光、俊宽等亲信召来，进行了一次有关讨灭平氏的秘密会议。会议的内容不用去研究，总之结果是因为与会人员太杂，秘密泄露，西光、俊宽丢了脑袋，法皇则被软禁——这是治承元年〔1177年〕五月间发生的事情。
……平清盛看到危机频现，正好乘此良机搞了场大清洗。他将位高权重的大臣四十三人扣以乱党的帽子，免除官职，而以平氏子弟顶替，自此满朝公卿几乎尽为平氏党羽。由于平氏出身伊势，伊势盛产瓶子，但质量粗劣，只可盛醋，而平氏本身是暴发户，原本没有资格上殿参政，于是百姓们便取谐音〔在日语中，瓶子和平氏为谐音〕，戏称平氏的六波罗政权为“醋瓶子朝廷”。
……天下日趋不稳，平氏却骄纵跋扈。为了确定自家的世代统治地位，清盛力驳众议，终于决定将国都迁到平氏根基牢固的福原地区。迁都的工作从治承四年〔1180年〕五月开始，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因为受到重重阻碍，甚至平氏内部也有人反对，到了这年年末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的迁回了平安京。
……这次折腾使平清盛的威望下降，而平氏也彻底丧失了人心。当初桓武天皇把都城从奈良平城京迁到山城平安京，削弱旧贵族势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或许清盛也想起而仿效吧，但他准备不够充分，闹出了一个绝大的笑话，从而最终把自己逼到了悬崖绝路。
●源赖朝的举兵
治承四年〔1180年〕四月，首先向平清盛举起长剑的是其宠臣源赖政。源赖政是摄津源氏多田氏流，论辈分乃是在“平治之乱”中伏诛的源义朝的堂叔〔义朝属河内源氏，两家同源〕，但在清盛和义朝的战争中，他站到了清盛一边，虽然不但因此保住了性命，还赢得了富贵，但除清盛外，平氏一门都瞧他不起，而源氏残党更以其为敌，生活得极为苦闷。眼看平氏的天下万人诟骂，时年七十七岁的源赖政终于憋不住了，于是奉后白河院的第二子以仁王为主，悍然掀起了反旗。
当时平氏在京都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源赖政和以仁王一方面向各地发布讨伐平氏的令旨，一方面逃出京都，计划潜往奈良去进行长期抗战，以等待各地源氏一族赶来支援。然而还没跑到奈良，先在宇佐地方被平氏追兵赶上，经过激战，赖政父子战死，以仁王自杀。
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但熊熊烈火就此燃起，很快变成燎原之势。当年十月，奈良兴福、般若等寺的僧兵七千人挖断道路，构筑工事城郭，以对抗平氏。平清盛派儿子头中将重衡率步骑四万，兵分两路杀去，很快就踏平了僧兵们的工事，并将寺院烧毁。
名为持斋念佛，实际舞刀弄枪，贪财好色的那些和尚，当然不会是平家武士的对手，然而蛰伏在东国的源氏残党们受此鼓舞，加上得到了以仁王令旨，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当时源氏最大的势力乃是信浓的木曾义仲和伊豆的源赖朝。源赖朝本是在“平治之乱”中伏诛的源义朝的亲子，义朝死后，年仅十三岁的赖朝遭擒，被流放到伊豆国，受豪族北条时政的监押。然而赖朝逐渐长大成人，看到这位身份高贵的囚徒能力超群、志向高远，北条时政竟然把女儿政子嫁之为妻，和他暗中勾结起来。在得到对平氏的讨伐令后，赖朝首先竖起反旗，在丈人的支持下统合附近大小豪族的部队，挥师西进。
这是治承四年〔1180年〕四月间的事情，同月在石桥山会战中，源赖朝以三百步骑对抗平氏武将大庭景亲的三千人，结果全军覆没，他逃入山中才侥幸存活下来。然而赖朝并不因此气馁，他南下安房国重新整顿兵马，逐渐收拢周边豪族力量，颇有卷土重来之势。为了消灭这颗毒瘤，当年八月，清盛派长孙维盛、儿子知盛等人统率两万大军前往讨伐。
这支东征部队于路搜聚兵马，在到达骏河国清见关时，兵力已达七万。当年十月，源平两军在富士川列阵对峙，源赖朝派大将武田信义率一支奇袭军趁夜包抄敌后，武田军在通过富士沼泽时，惊动了群集在沼泽中的水鸭，一时间群鸭惊飞，鸣叫不止。可笑的是，平氏大军士气低落，听到鸭叫，不但没有产生警惕之心，反而误以为敌军从背后袭来，竟然一哄而散，落荒奔逃。
平维盛等人就此狼狈逃回京都，京都百姓做歌传唱，嘲笑他们说：“富士河穿岩奔腾的水，赶不上伊势平家的腿。”然而源赖朝并未趁胜追击，他的目光远大，看到了自己即将面对的不仅仅是仇敌平氏，而是群雄并起的一个混乱局面，只有趁着平氏大军退去，加紧巩固自己的关东根据地，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争霸战中脱颖而出。于是他退回老巢、相模的镰仓，开始着手构建崭新的武家政治系统。
首先，赖朝设置了“侍所”，任命亲信和田义盛为长官“别当”，他把收拢来的豪族改编为直接从属于自己的家臣——御家人，由侍所别当统一管辖和训练，战时别当即以“军奉行”的身份指挥军队。寿永三年〔1184年〕，他又设置了行政机关“公文所”和司法机关“问注所”，由从京都请来的政治家大江广元、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