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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中中郎掌管殿中武贲数百人，殿中中郎之上有殿中将军，殿中将军之上有左、右卫将军，左、右卫将军之上有北军中候。连北军中候路遇杨骏都得下马避让，行礼恭让杨骏先行通过，所以孟观、李肇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人物，杨骏忽视他俩也是情理之中。
这也从侧面再次说明杨骏的无能，连权臣都做得不够用心，当年霍光在记人方面可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据说他对在宫中任职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官衔、籍贯，都了如指掌。殿中中郎官职虽低，但职权范围可是帝国的心脏部位，怎么可以等闲视之？孟观、李肇虽然是条小鱼，却是长牙齿的食人鱼。在此后一次又一次血洗宫庭的惨剧中，充当急先锋的都是像孟观这样的殿中禁军将领。
贾皇后渗透到殿中禁军内部，逐渐拉拢了与孟观等一大批禁军中下层将领。但即便如此，她的力量还是不足于与杨骏放手一搏，准确地来说，这点力量还不够杨骏塞牙缝的。
贾皇后当然知道这一点，她必须继续寻找外援，于是她又把目光转向了晋朝最庞大的力量，那个至今缄默不语的庞然大物，宗室司马家。
宗室一直憋着一口气，这口气是从咸宁年间被驱逐出洛阳开始一路积攒下来的，之所以隐忍着，只有因为没有领袖。汝南王作为宣帝的儿子，宗室嫡系中硕果仅存的长辈之一，原本众望所归，但他却令人失望地不战而逃，威望扫地。
在这个时候，楚王司马玮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与年老气衰的汝南王迥然不同，二十一岁的楚王有将帅之才，性格勇猛果断，武帝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危托付给他。楚王因此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威权不在汝南王之下。
汝南王已经倒下，楚王于是成为宗室新的希望，这种人心所向早在永熙元年五月，武帝下葬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得很清晰。
永熙元年五月辛未，武帝下葬峻阳陵。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大小郡王、县王，还有大大小小的公爵、侯爵，纷纷赴洛阳奔丧。楚王远在襄阳，来得较晚，但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那些诸侯，还有许多朝臣都赶到东门外去迎接，当时洛阳城万人空巷，无数百姓也跟着涌到东门去瞻仰少年王爷的风采。
当时楚王行为十分低调，看来在荆州两年已有所历练，他没有在东门外逗留，径直去了峻阳陵。在陵前楚王与他的同母弟弟长沙王司马乂单独会面，聊了许久，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会晤结束后楚王履行完相关礼节，就匆匆返回襄阳去了。
楚王的惊人号召力引起了贾皇后的注意，也引起了杨骏的注意。楚王因此成为贾皇后重点拉拢的外援，也成为杨骏首选的防范对象。
永熙元年（公元290年）磕磕碰碰地过去了。第二年，永平元年（公元291年）正月乙酉，杨骏让惠帝下了一道简直贻笑后人的诏书，诏书说：禁止宗室子弟与群官去拜谒皇陵。
皇帝竟然禁止同族亲友拜祭先帝祖宗，这事未免太荒谬了，杨骏却一本正经地告诉同僚：不要大惊小怪，不谒陵是司马家的祖训。
于是有好事者去查阅朝廷典章，结果发现还真有这么一条祖训，留这个祖训的还是司马家最权威的祖宗：宣帝司马懿。
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政权是骗来的。当年司马懿通过装病卖傻，麻痹了政敌曹爽，然后趁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到高平陵拜祭魏明帝的时候，成功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事后司马懿总结经验教训，生怕别人偷学他的绝招，于是在临死的时候嘱咐儿子，千万不可谒陵，要时时刻刻提防别人背后捅刀子。司马师、司马昭果然遵循老父遗志，一次都没去司马懿陵前拜祭。
到了武帝统一天下，江山巩固，已经没有人能够威胁司马氏的统治，于是武帝两次大张旗鼓的拜祭了父亲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伯父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武帝是知道有那么一条祖训的，大概是怕爷爷跳出来骂他，他也没敢去拜祭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
但是司马家标榜以“孝”治天下，却连祖坟都不去拜祭，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司马懿的那条祖训只适用于江山未稳的非常时期，既然武帝已经破了例，这条祖训就该自动作废。如今又被杨骏捡起来，只能说明杨骏心虚。因为不提这条祖训，惠帝就不得不去谒陵，杨骏怕有人趁机端他老窝；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杨骏怕那些诸侯王以谒陵为借口，到洛阳汇合图谋不轨。
杨骏虽然接管了洛阳军事，增强了少许安全感，但是洛阳禁军号称天下最精锐，却存在着数量上的劣势，想凭此来号令天下明显力不从心。
武帝遗志中追求的那种实力均衡的格局，中央部分虽然崩坏，但是各藩镇的格局依旧保持原样，关中的秦王司马柬、邺城的赵王司马伦、许昌的汝南王司马亮、襄阳的楚王司马玮、寿春的淮南王司马允，几十万雄兵包围着洛阳，虎视眈眈，这让杨骏夜不能寐。
诸藩镇之中，秦王司马柬是杨骏的外孙，性格“仁讷”，诸镇之中他与杨氏的关系最为亲密，所以关中地区是杨骏最放心的；
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一个是手下败将，另一个素来不肖，这两个锐气全无的老人也可以先搁在一边；
令杨骏感到紧张的是年轻气盛的楚王司马玮与淮南王司马允，特别是楚王司马玮，在杨骏眼里简直就是，“心腹大患”的代名词。
就当杨骏绞尽脑汁，谋算着怎样才能收服司马玮的时候，楚王突然从荆州上书，主动要求入朝为官。这可把杨骏乐坏了，心想荆州山高路远兵精将广我还真拿你没办法，你想自投罗网岂不正中我下怀？
杨骏丝毫没察觉有一张罗网已经慢慢张开。
铺设这一张罗网的人是贾皇后。
贾皇后一面加紧往禁军内部渗透，一面在宗室里寻找树立旗帜的人。贾皇后很明白，要打倒外戚杨骏只能借助宗室的力量，而洛阳的宗室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于是她派遣李肇去联络真正有实力的人。
李肇第一站去了许昌，找汝南王司马亮痛陈晋室危亡，说杨骏这人可能想当王莽，你是宗室元老你不能不管。此时汝南王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有担当的长辈，绝对辜负武帝的期望，他对着李肇打哈哈，说什么：“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
李肇一听这论调就知道找错了人，他扭头就去了襄阳。在襄阳见到楚王司马玮，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李肇离开襄阳，又赶往寿春去联络淮南王司马允。楚王则恭敬谦逊地上书，陈述了对洛阳、对母亲审氏以及皇帝哥哥的思念，希望回洛阳做京官。
杨骏以为这只老虎要拔掉尖牙利齿，自己跳到牢笼里来。他很高兴，欣然让惠帝准奏，这老头昏昏然不知死期将至，楚王可是带着刀上路的。
于是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辛亥年）二月癸酉，二十一岁的楚王司马玮与十八岁的淮南王司马允抵达洛阳。
晋朝两个最年轻却最有权势的王爷同时进朝，当然不是巧合，李肇这趟路跑得真够辛苦的。
七、喋血的暗夜
楚王抵达洛阳，杨骏并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官职。杨骏也许正沉浸在除去一个劲敌的喜悦之中，丝毫没觉察到楚王正与贾皇后加紧策划政变。
有了楚王的直接参与，政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这不再是贾、杨两家外戚之间的争斗，而是宗室在向杨氏复仇雪恨，洛阳的宗室成员都很踊跃，纷纷加入政变的行列，而作为主谋的贾皇后则巧妙的隐藏到了幕后。
从二月癸酉到三月辛卯间隔十九天。这十九天，响彻洛阳的是磨刀的声音，街头巷尾传唱着新的民谣，内容是“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
搞政变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在三百年前，汉代的吕太后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当时她知道朝中的那帮老臣不怀好意，于是临死之前让侄子吕禄、吕产控制长安的北军、南军，并告诫他们说：“我快死了，幼帝年少，那些大臣恐怕会对吕氏不利。你们一定要抓住兵权，牢牢控制皇帝，千万不要替我送葬，不要为人所制。”可惜吕禄、吕产没听老人言，被骗走兵权，结果被宰。
诸臣诛杀吕氏是一个政变的模范标本，表明要发动一次成功的政变，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要有兵权，有了兵权才有发言权；其次是要具备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制皇帝。
有贾皇后在，皇帝那边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要掌握禁军。惠帝于是下诏收回兵权，任命从叔祖下邳王司马晃接替张劭领中护军。
杨骏曾经规定，皇帝下诏书必须要经太后过目才能颁布生效。但他忽略了一件事：只要是皇帝的旨意，都是圣旨，只要盖上皇帝玺印的青纸诏，都是诏书，即使不给太后过目，这诏书也照样能够生效。
惠帝的这道诏书肯定没有经过太后过目。若换了老奸巨猾的政坛老手，必定找借口不奉诏，甚至可能先下手为强反戈一击，但张劭初出茅庐，竟然没有任何抵抗，乖乖把兵权交了出来，这让原本忐忑不安的楚王等人欣喜若狂。
夺回中护军，就等于斩断杨骏的左右手。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了，惠帝快刀斩乱麻，连着下诏书，任命弟弟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北军中候；任命从叔东安公司马繇为右卫将军；任命从叔高密王世子司马越为左卫将军；任命弟弟长沙王司马乂为步兵校尉。
这一系列任命都发生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当天深夜，贾皇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出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向惠帝告发太傅杨骏图谋造反。惠帝当即龙颜大怒，诏令宫城内外戒严，命令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兵殿内；北军中候楚王司马玮屯兵宫城外的大司马门下；左卫将军司马越护卫东宫；右卫将军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虎贲四百人屯驻云龙门。
同时惠帝下诏废黜杨骏一切官职，以临晋侯身份就第，若杨骏抗诏不从，则责令东安公率兵讨伐。
参与政变的清一色都姓司马，刘颂虽然姓刘，但他是淮南国的相国，二月份随着淮南王一起来到洛阳，是淮南王的代表。宗室积攒了多年的怨气一朝爆发，杨骏休矣。
作为杨骏安插在宫里的眼线，侍中段广知道大事不妙，但是当时宫门已闭、内外戒严，逃已无路可逃。这位表舅只能作一些微弱而无谓的抵抗，他对皇帝说：“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
惠帝不做声，只木讷地盯着他看。
段广还想再说什么，贾皇后一挥手，有虎贲冲上来，把他拖了出去。
三月辛卯政变示意图
皇宫里面正厉兵秣马，外边杨骏也已经得到了消息。杨骏住在武库南，处于西宫与东宫之间，与西宫隔着云龙门，与东宫隔着万春门。这是当年曹爽的故居，杨骏即将面临与曹爽同样的命运。
杨骏赶紧招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可是赶来与杨骏共患难的人并不多，司徒王浑、司空石鉴等元老重臣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杨骏的心腹，还有少数几个忧愁国事的臣子。
杨骏很不解，他扪心自问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