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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鲜血，让越来越多的朝臣看不下去了。张华、刘颂、裴等劝贾皇后适可而止。傅祗针对荀恺的奏折，在朝堂之上抛经引据，与荀恺辩论。最后荀恺词穷，皇帝下诏赦免裴楷、赦免杨骏的属官。
消息传到刑场，差点就晚了。原来监斩的东安王杀人杀出了瘾，不等圣旨下达就先动起手来。当初给杨骏献计的朱振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余下的人在排队等死，这些人死里逃生，喜极而泣，其中有两人值得我们关注，以后还会出场。
这两个人中一个叫阎缵，是杨骏的舍人。此人有情有义，杨骏曝尸数日没人敢收敛，他招集了以前的同僚替杨骏收尸，结果被人告发。葬礼进行了一半，大伙一哄而散，他豁出一条命使杨骏入土为安。
另一个人叫潘岳，就是那个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人称“潘郎潘安”是也，当时他是杨骏的主簿，职位与朱振相同。他“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长大后果然才学很高，擅长写悼词。只是潘岳时运不济仕途不顺，先是做了十几年的三公从僚，然后做过两次小县令，好容易攀上杨骏，杨骏却又倒了。
不过潘岳并没有气馁，此后他将再接再厉继续攀附权贵，直到有一天被夷三族。临刑前潘岳抱着老母亲痛哭流涕，说：“负阿母。”
唉，此人的一生是个悲剧，容后详表。
元康元年三月壬寅，政变发生的十一天之后，杀人者终于厌倦了，洛阳逐渐恢复了平静。
惠帝颁布诏书，布置新的政权格局：
“以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份诏书横看竖看都觉得用心险恶。惠帝的用意似乎不是治国安邦，而是存心挑起天下大乱。
第三章 汝南王与楚王
一、凶狠的诏书
严格来讲，“八王之乱”是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那场政变开始的，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政权尽数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河间王司马顒被人扼死在赴洛的马车上为止。
这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旷日持久、流血千里，由起初的宫廷政变，逐步升级成为大规模的屠杀战争。持续的杀戮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紧随其来的永嘉乱世，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究其祸乱本身，残酷惨烈，空前绝后；究其后患，更是血泪盈河，无数人死于兵火流离，令后人千年之后想起，仍咬牙切齿。
起先，这场祸乱没有固定名称。“八王之乱”这一个名词来自《晋书》列传第二十九卷。《晋书》的编者把这主导这一场祸乱的八个诸侯王合写在一卷中，认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在正史之中，《晋书》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史料杂芜，乱力怪神的东西太多。但是八王列传的写法得到了后人的赞赏，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书》）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
于是“八王之乱”四个字涵盖了惠帝一朝那十几年血迹斑斑的全部。如果真有一字千钧的说法，这四个字重得令人窒息，附在这四个字之上的，是遮蔽原野的白骨，是盈盈成河的血流，是无数杀人者与被杀者癫狂的号叫、无助的哀呼呻吟。
名为“八王之乱”，实际参与其中的司马家儿远远不止这八个，选其罪恶最大的八人立为靶子鞭挞；而在这八王之中，也有罪恶轻重之分，对于在祸乱起始就殒命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史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无能。《晋书》中如此评论“汝南（王）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王）习果锐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
这个评论十分到位，汝南王司马亮的无谋无能，在他与杨骏争做顾命大臣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是个不足忌惮之人；楚王司马玮则不仅表面性格果锐、行事狠辣而已，他年轻勇武的身躯内，跳着勃勃野心，他存着侥幸之心，凯觎着他哥哥的皇位。就此一念之差，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楚王落为贾皇后的手中屠刀，然后如过河小兵一般成为弃子。
三月政变结束不久，楚王与贾皇后之间短暂政治联盟立刻危机重重。杨骏消失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填补，在这个问题上，贾皇后与楚王各怀鬼胎。
诛杀杨骏整个过程的现场总指挥是楚王司马玮，急先锋是东安王司马繇，两人居功至伟。
论亲疏，楚王是先帝亲子、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九年之后，皇帝的另一个亲弟弟淮南王讨伐赵王，他很理直气壮的高呼：“赵王欲破我家！”楚王也完全有资格将国事包揽成家事，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他是先帝临终特意安排、托以厚望的一个儿子，位高权重，楚王“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人缘威望也不错。
楚王唯一的缺憾是很无可奈何的缺憾：他太年轻了，资历太浅，元康元年他才二十一岁。这个年纪的人“习果锐之性”完全在情理之中，况且楚王是年轻人中的那种狠角色，做将军犹可，但如果做为辅政大臣则肯定不能服众，而且肯定要坏大事。所以，当时朝廷里并没有声音提出让楚王司马玮辅政。
按着贾皇后的心态当然恨不得满朝公卿都姓贾，可是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有心计之人，杨太后父女刚刚因为吃独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骏坟上的土色还是新的，难道她想步杨骏后尘？楚王领着禁军三十六军就在宫城之外，冲进来只需要一盅茶的工夫。
贾皇后这边心存忌惮，在楚王司马玮那边，也觉得这个嫂子心机深沉得可怕，不像正常人。此刻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军事方面，楚王控制着洛阳的大部分禁军，但是最关键的殿中禁军掌握在贾皇后的手，她的心腹李肇、孟观已升为积弩将军，各领二千五百强弩手守卫在殿中；后军将军荀悝是贾后党人，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车骑司马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
在政权方面，郭彰、贾模还有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与楚王、东安王司马繇共预国事。
暂时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很快双方都会感到不满意的。东安王虽然是宗室疏族，但是这人野心不小，并且对贾氏存有意见；贾氏这一边，贾谧是个轻浮子弟，宾客盈门，排场比皇室还大，而且行事张扬，早晚会惹出祸事来。
贾皇后未雨绸缪，于是就有了三月壬寅那份令天下人惊讶的诏书：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
仔细嚼嚼这一份诏书，就可感受到贾皇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个女人的心计，就如闹鬼山村中的一口千年老井，终年水气缭绕；这份诏书是一个井口，从中可以窥见井里黑沉沉的深不见底，贾皇后躲在最阴暗潮湿的地方露齿狞笑。
对于贾皇后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楚王对她的威胁，避免成为杨骏第二。但是，她的力量不足以与楚王抗衡，她现在对于洛阳、对于政权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当初的杨骏，想要直接动武那是以卵击石，而想保持现状一来心有不甘，二来也不可能，以楚王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势态，双方交恶其势必然。
权力中枢实在是险地，智者不立危墙之下，那么不如以退为进。贾皇后索性卖乖，摆出高姿态让出政权，专门从外地找一个辅政大臣来，把她和楚王手里的政权全收了，到时候她无欲则刚，有矛盾则是辅政大臣与楚王之间的矛盾，与她无关。
反正贾家的势力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再不济也比杨骏当政时强。再说她对惠帝的控制这张王牌是谁都抢不走的，有惠帝在手，再加上她主动让权的良好态度，郭彰、贾谧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占一席之地那是不成问题的，贾家的声音还是会有分量的。
那么，政权让给谁呢？这是一个问题，人选只能从宗室里面找，否则根本让不出去。杨骏血的教训摆在哪儿呢，不姓司马的谁敢接着这烂摊子？即使有不要命的蠢货敢接，他也拿不住，楚王一刀过来，连权柄带他的性命一块儿取走，这样一来就是间接让给楚王，到时候楚王两次立威，谁还敢与他争锋？
因此，只能从宗室里选辅政大臣，贾皇后很自然地想起了汝南王司马亮。
汝南王司马亮简直就是为贾皇后量身订做的一枚棋子，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做替死鬼的了。
首先，他是宗室元老，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楚王的祖父，宣他入朝辅政，绝对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楚王也没理由表示反对，只能吃哑巴亏；
其次，他与楚王等人的关系并不紧密，宗室虽然都姓司马，但是内部并不团结，这一点贾皇后观如洞火。汝南王在与杨骏的交锋中屡次败北，在宗室心中的形象大损，政变发生前他推三阻四不肯参与，政变成功了他赶来分杯羹，这肯定令楚王等人寒心反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汝南王与杨骏相似，也是老而昏聩不知死活的人，肯定不拒绝这天上掉下来的权力。他入朝之后，势必要与楚王争权，而楚王肯定不会因为他是祖父就自认孙子。两人做鹬蚌之争，贾皇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贾皇后心思缜密，为防止汝南王入朝后与楚王协手联合，让她的如意算盘落空，她又让惠帝任命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尚书令、东安王司马繇担任尚书左仆射。
尚书令秩千石，官职不高，但却掌握着实际政权，“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史书上对下邳王司马晃的评价不错，说他“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但是此人在朝议处置杨太后的时候，充当了贾皇后的打手，一心要置杨太后于死地。司马晃死于贾皇后当权的元康六年，生前历任三公，死后追赠太傅，享尽了殊荣。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下邳王司马晃是结党于贾皇后的。
尚书仆射也是重要的实权岗位，它的服秩印绶都与尚书令相同，有时置左、右两仆射，以左仆射为主。让东安王出任这个职务，一来是褒赏他在政变中的积极表现，二来是由他来扯汝南王的后腿。东安王是个狠角色，“性刚毅，有威望”，汝南王如今名誉扫地，让东安王来服从这个族叔的管教，看来十分困难。
按说安排了这两步棋，只需坐下来看好戏，但贾皇后灵感一来，心想坏事要做就做绝。于是她又在辅政的名单中加上了太保卫瓘，这一招看似随意，却是添花妙笔。
卫瓘，字伯玉，先朝老臣，早在文帝时就已被委以重任。当年邓艾、钟会讨伐蜀汉，出任监军的就是卫瓘，钟会图谋造反割据蜀中的时候，幸亏有卫瓘临危不乱，用计平定了叛乱。
卫瓘后来又多次出守方岳，先后都督关中、徐州、青州、幽州诸军事，入朝后又任尚书令、司空、太保等高官显职，“为政清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