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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当前,那些禁军士兵露出了狰狞本相,打扇遮阳的温馨场面瞬间变脸,一群士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将汝南王司马亮和他的长子司马矩乱刀砍死。
汝南王父子的尸体惨不忍睹,“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尸体被随意弃置在府第北门处的墙边。
就在公孙宏等人进攻汝南王府的同时,清河王司马遐也领着禁军直奔太保官邸。
与汝南王一样,卫瓘对迫在眉睫的无妄之灾也一无所知。当清河王手里拿着圣旨出现在官邸门前时,卫瓘和他的三个儿子卫恒、卫岳、卫裔,还有五个孙子围坐餐桌,一家人其乐融融,正在吃饭。
清河王是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据说他“美容仪”,幼年表现出色,所以“武帝爱之”,可惜他“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因此在这次收捕卫瓘的行动中,清河王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真正的决策权在他的助手右军督荣晦手里。
楚王给清河王配上荣晦这样的助手是别有用心的。荣晦与卫瓘有旧怨,当年卫瓘担任司空的时候,荣晦是他手下亲兵的帐下督,后来因为犯了过失,被卫瓘斥遣了。荣晦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耿耿于怀。楚王派他去收捕卫瓘,那是借刀杀人。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局中局,荣晦是楚王手中的一把刀,楚王又是贾皇后手中的一把刀,大家都提着寒刃屠戮弱者,谁都不是无辜的。即使是如今已沦为的案上鱼俎的卫瓘,在二十多年前也使过借刀杀人的诡计。
那是魏曹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不久,攻灭蜀汉的两大功臣邓艾与钟会,还各自带着军队驻扎在成都。邓艾这人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为人处世远逊于他的治国才能。邓艾居功自恃,与同僚关系很僵,这个缺点虽然惹人讨厌但不致命,致命的是他竟然忠诚过度,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一直盘算着要造反,因此他趁机向司马昭污告邓艾谋反。
同行是仇敌,司马昭立刻命令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押送到京城来。
邓艾被捕,钟会没了心腹大患,马上原形毕露造了反,但他的叛乱随即被卫瓘讨平。卫瓘诛杀钟会后,控制了蜀中局势,当时邓艾还在押解的途中,许多邓艾的老部下纷纷替主帅叫冤。卫瓘当然明白邓艾是冤枉的,但是,当初污蔑邓艾造反他也有份,卫瓘担心邓艾日后会报复,于是决定斩草除根。
邓艾有个老部下叫田续。当初邓艾进攻江由,田续领着队伍没有及时跟上,差点被邓艾斩首。卫瓘知道田续怀恨在心,特意派他去追赶邓艾的槛车,悄悄地示意说:“可以报江由之辱矣。”结果邓艾父子被田续杀害在绵竹三造亭。
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心里也曾后悔。同朝为官的杜预在谈论此事时,批评说:“卫伯玉(卫瓘字伯玉)的结局堪忧!他身为名士,居于统帅之位,既没有德政,又不能御下以正。《周易》上所谓的‘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卫伯玉难逃此责,情何以堪?”
卫瓘回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杜预忏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补救。
杜预的预言在二十八年后应验了。
公孙宏收捕汝南王是靠蛮力强攻,虽然是作恶,倒也不失磊落;相比之下,荣晦则完全是小人行径,他收捕卫瓘靠的是骗。
卫瓘与汝南王一样,也有一千亲兵在府内护卫,荣晦在大门之外,大声宣读楚王写的假诏书,要求卫瓘交还太保的印绶,免官回第,并一再保证不会伤害卫家人性命。
卫府中人都觉得事情诡异蹊跷,怀疑荣晦手中的诏书有假,都劝卫瓘发亲兵抵抗,等天明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投降也不迟。他们说:“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而卫瓘犹豫不决。
正在僵持间,卫瓘的儿子卫恒发现禁军中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何劭,是前太傅何曾的儿子,何氏父子因为生活奢侈而青史留名,实则人品也很差。何劭的女儿嫁给卫恒的哥哥,卫恒透过墙孔向何劭悄声询问凶吉,何劭明知卫家这次凶多吉少,却偏偏不说。卫恒素来有名士气质,以为这次不过又是免官,免官就免官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卫恒回到饭桌前,继续吃饭,卫瓘下令打开府门。
清河王等人涌进府第,荣晦站在中门下,再次宣读诏书,再次保证了只是承诏免官。
荣晦收走了卫瓘的印绶貂蝉,随即他脸色一变,严令卫瓘带领家人搬出府第。荣晦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抄录着卫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姓名。荣晦逐一点名,发现缺了两人,原来卫恒的幼子卫玠从小体弱多病,那晚他在哥哥卫璪的陪同下在外就医,兄弟俩得以幸免于难。
结局虽然不是大圆满,但谅那两个漏网的小孩子也兴不起什么风浪。荣晦一挥手,上来一堆士兵,两个挟持一个,把卫家人捆绑起来。
这时卫家的亲兵已经被控制,卫瓘的从僚们也都已投降。荣晦无所顾忌地露出了青面獠牙,他纵使士兵洗劫了卫府,然后,荣晦把卫家人拖拽到东亭道北围守,就着清风明月,不论老幼,全部斩首。
四、过河卒子
洛阳城笼罩在肃杀悲凉的气氛之中。
半年之内,前后三位辅政大臣遭罹灭门惨祸,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作为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楚王司马玮的声威在这一晚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楚王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欢愉。所有受到权力蛊惑的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陷阱。杨骏已经倒下了,汝南王正在引颈就戮,楚王也已经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推波助澜的依然是岐盛,《晋书·楚王玮传》里说他怂恿楚王:“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
如果这段史料是真实的,那么岐盛实在是个可怕的小人物。他是引发这场政变的因子,现在他又要将这场政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表面上来看,他俨然是这一场政变的导演,他先骗得了贾皇后的诏书,逼得楚王对汝南王下杀手,然后,又趁着楚王骑虎难下,引诱他去杀贾皇后,独掌大权。
但岐盛真有那么大能量么?
未必!
岐盛再能折腾,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劝王爷引兵向宫阙,这是离间皇家骨肉的重罪,是要被拖到铜驼街前活活打死的。
前面说过岐盛曾经党于杨骏,他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杨骏的牵连,反而成为楚王心腹,可见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这个常人不能及的长处,就是他特别能揣摩人心。他之所以敢对着楚王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话是楚王的心声。岐盛其实只是一张嘴,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全是楚王的心里话。
在这场政变里,楚王看似是承诏行事,是被动的。这实际是个假象,在贾皇后想利用楚王铲除汝南王的同时,楚王也想利用贾皇后,扫清他的障碍。
楚王是有野心的,对此他与贾皇后心照不宣。让我们仔细推敲贾皇后下给楚王的那份诏书,就可以发现端倪。
诏书是这么写的:“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这意思很明白:太宰、太保要行废立之事了,楚王你该出手了,招集皇帝的弟弟们保卫皇帝,阻止并废黜两位辅政大臣。
但这份诏书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是:诏书中为什么要用“伊、霍之事”这样的字眼。
“伊”是指商代伊尹,“霍”是指汉代的霍光。商代的第四任王太甲无道,伊尹将他流放,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立为王;霍光受汉武帝托孤辅佐汉昭帝,昭帝驾崩时没有皇嗣,霍光就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昌邑王不成器,于是当机立断废黜皇帝,改立武帝玄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
伊尹、霍光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废立过皇帝,他们两人是史上公认的忠臣,他俩的废立之举历来被肯定,被说成“废无道立有道”。
如果要说汝南王、卫瓘等人犯上谋逆,应该把他们比做王莽才对。诏书中把他俩说成伊尹、霍光,那就等于在说当今的皇帝司马衷是无道之君啊。皇帝下诏暗示自己被废是合理的,汝南王、卫瓘要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是:为什么让楚王招集“淮南、长沙、成都”参与行动?
要知道,当时淮南王远在寿春,另外两个王爷都还年幼,长沙王司马乂才十六岁,成都王司马颖才十五岁,手里也没什么权力,这三个亲王是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当时真正对政变有用的宗室是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诏书中并没有提及,却特意点了这三个王爷的名,似乎这三个王爷参与政变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
如果不把这一张青纸看成皇帝下达给臣子的诏书,而是看成一封家信,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家不是指整个司马宗室,而是指宗室中皇帝嫡系,这是哥哥下给弟弟的一封求救信。
从字面上解读这封求救信,说的是:哥哥的地位有危险,弟弟要起来保卫兄长。实际上,信的内涵不限于此。
司马衷不能算是无道之君,但却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之君,不堪社稷大任,汝南王要废掉无能的皇帝,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如果仅仅“废无能”,那么汝南王的“伊、霍之事”只进行了一半,他还必须得“立有道”。这个“有道”之君必须是武帝的嫡系,他必须贤明、有声望,能合理的继承皇位,并且不引起争议。
当时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有啊。这个人早已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他还是个儿童的时候,武帝就已对他寄予厚望,说“此儿当兴我家”!武帝说他的气质和长相都像先祖宣帝司马懿,武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预订好了晋朝第三任皇帝的宝座。
这个人就是皇太子司马遹。元康元年司马遹十四岁,一年前他就已经行过冠礼,按古时候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到此先解开第一个疑问,贾皇后在诏书中用“伊、霍之事”四个字,是想告诉楚王:汝南王要废黜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
对整个国家而言,傻皇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让聪明的太子提前上岗,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是,太子提前继位绝对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宁愿傻子当皇帝,也不希望看到太子坐上龙椅。
贾皇后当然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团体不仅仅有贾皇后及其党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面目闪烁其中,隐蔽得就比较深了。
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后来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皇后害死,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司马臧与司马尚,先后被立为皇太孙,但后来都死于非命。司马衷的子嗣死绝之后,侄子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