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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
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
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
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
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
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记载了荀勖、冯紞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册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己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己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己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帮党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
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
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