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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自己,于是一心盼望乱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乱起来了,张昌离开家乡跑到荆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偷来一些旌旗伞盖等军中仪帐,谎称受朝廷授命招募军队,去蜀中为国效力。此时张昌看来是想通过立军功来飞黄腾达。
只是这个计划没有奏效,原因很简单,谁会放着太平日子不好好过,跟着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去远方打仗呢?张昌折腾了许久,聚集了千把人,却都是走投无路想讨口饭吃的流民,成不了气候。令人奇怪的是,张昌在境内招摇撞骗,政府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当时江夏郡太守弓钦的执政能力也很堪忧。
荆州的形势正渐渐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变化。荆州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根据其来源新旧,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最老的一类,是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又从汉中顺着汉江逃到荆州的关中六郡流民;第二类是巴蜀叛乱发生后,顺着长江、汉江逃到荆州的蜀中、汉中流民;第三类是“壬午诏书”发布后的逃兵,与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而当时新野王也在无意中帮助着张昌,史书上说他“为政苛严,蛮夷并怨”,于是在流民问题上又加上了一条民族矛盾。要知道荆州的蛮夷可不好惹,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他们治服。荆州不稳定的局势严重拖了孙吴向北方发展的后腿,《三国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意思就是说荆州蛮夷易动难安,不停的叛乱使孙权应对不暇,所以才会放下身段,对曹魏称臣。如今新野王统御失度,看来要步孙氏的后尘。
这诸多不安定因素杂糅在一起,严重威胁荆州的稳定。如果此时有强兵震慑,新野王与荆州刺史再积极安抚流民与心怀不满的百姓,局势犹有可为,可是偏偏这时候,荆州刺史宗岱受命领着三万精兵到蜀中去了。
然后,上天降下了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粮获得大丰收,往年粮食丰收是大好事,但是当年,丰足的粮食却把方圆数百里所有饥饿的流民都招引来了。张昌看到那么多饥肠辘辘的、一无所有的、对人生失去希望的、对朝廷满怀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识到与其做官兵,还不如造反来得有前途。
张昌于是在江夏郡安陆县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纳叛,他改名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响力装神弄鬼,前来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计。
安陆是江夏太守的治所,离石岩山仅仅八十里,而一直等到张昌初具规模的时候,江夏太守弓钦才如梦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镇压,可惜养痈长疽为时已晚,官兵大败而归。又过了一阵,张昌觉得羽翼已经丰满,就率众进攻安陆,弓钦抵挡不住,弃郡逃到南边毗邻的武昌郡去了。
四、张昌建国
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骑督靳满前去镇压,结果铩羽而归,官兵丢下不少刀枪剑戟,装备了张昌的部队。
张昌连破郡兵、州兵,又占据了江夏府库,兵多粮足威震荆楚。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昌趁机另立政府,试图与洛阳分庭抗礼。张昌首先制造舆论,他派人四处宣扬:“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即是说有圣人出世领导万民了,言下之意就是新的真命天子降临了,该改朝换代了。
当时朝廷威信扫地,遍地硝烟,流民们自然是怨气冲天,普通百姓也感到惶恐而迷茫,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遭遇,所以这种谶言是很有诱惑力的。
等这个谶言扩散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将信将疑,另有许多人坚信不疑的。这个传说中的“圣人”竟然还真的下凡人间来拯救万民了,而且十分凑巧,这个“圣人”在第一时间被张昌发现了。张昌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将“圣人”迎到了安陆。
两人一见面,“圣人”果然长得仙风道骨飘然出尘,而且张昌发现,“圣人”不仅有神仙气,还有帝王之相。一问“圣人”家世,不得了,果然是高贵的皇室后裔,该“圣人”姓刘名尼,是汉高祖的某某代玄孙。曹魏篡了刘汉的天下,司马氏又篡了曹魏的天下,世道轮回,如今物归原主,这位刘圣人奉天承运,前来恢复大汉王朝。
随着“圣人”的到来,安陆发生了许多怪异现象。在“圣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总有珠袍啊玉玺啊铁券啊金鼓啊,这一类皇帝才能拥有的事物自己主动的跑到“圣人”身边;还有一天,“圣人”的居所突然百鸟云集,只听空中一阵鼓噪,群鸟黑压压从四面八方飞来,栖止于庭院,据说当时庭院中还栖息了一只硕大无比、五彩斑斓的怪鸟,此怪鸟就是传说中的凤凰。
这分明就是天降祥瑞,示意天命所归啊。张昌于是顺天应人,在石岩山修筑宫殿,拥立刘尼为天子,国号当然是汉,一切礼仪制度都效仿汉朝,年号定为“神凤”。张昌担任相国,他的哥哥张味被封为车骑将军,弟弟张放被封为广武将军,兄弟三人掌握军政大权。张昌又设立朝廷百官,征召荆州缙绅担任,有不识抬举不应招募的,诛杀全族。
事实上神迹都是伪造的,那只凤凰先由竹子编成骨架,套上五彩外衣,身旁再洒上无数肉丁,于是就导演出一个“百鸟朝凤”的祥瑞;“圣人”也是假的,那个“刘尼”根本不姓刘,他真名丘沈,原本只是江夏郡山都县的一个小吏。张昌大费周折,无非是想诈取民心,他这一套伎俩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已有无数成功与未成功的野心家使用过,在他之后,还将有无数野心家继续诓惑百姓。因为,民心是可欺的,民意是可操纵的。
人心原本脆弱,在无助与绝望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去寄希望于有英雄与圣人出来指导迷津。这种心理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他们有意制造出一种完满的人间天堂愿景,用美好绝伦的实则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谎言去蛊惑处于绝境的可怜人,控制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将他们驱赶到战场,用鲜血与生命铺就自己通往权势的道路——古往今来,这种悲惨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些冤死的生灵啊恒河沙数。那些谎言千篇一律,几千年来却无往不利,诚为可哀。
拥立了皇帝,组建了政府,张昌就不再是普通的流寇。他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向西覆盖汉江流域,向东直至长江下游,涉及豫、扬、江、徐四州(惠帝元康元年,从荆州、扬州划出十个郡,另立江州)。张昌散布谣言,说:“江淮已南都试图反逆,如今官兵大起,要杀光江淮以南的百姓。”谣言快速传开,整个南中国人心惶惶,许多人也跟着揭竿而起响应张昌,旬月之间,张昌新收附的士卒就过三万人。可能是受荆楚地区的某种巫风影响,张昌军队的士兵都穿着火红的帽子,剪下马尾巴粘在脸上做髯须。
流民叛乱如火如荼进行,而新野王始终龟缩在樊城,除了向洛阳报急毫无作为。此时长沙王正在替李含与皇甫重排解纠纷,蜀中未平关中正乱,如今荆州也出了状况,长沙王焦头烂额,他对新野王的回应是:下诏命令监军华宏出击戡乱。实则就是寄希望荆州军自行解决问题。
可惜华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败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张昌击溃,狼狈逃回樊城。新野王吓破了胆,连忙再次上书洛阳求救,他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手下兵卒数以万计,个个绛头毛面犹如鬼魅,其锋锐不可当。请陛下快速调集诸军,支援荆州。”
长沙王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只恨洛阳兵力早已捉襟见肘,长沙王只好再次使出见力打力的办法。他让惠帝发出四道诏令:一道是命令河间王派出雍州州兵一万、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出蓝田关南下戡乱。没想到河间王不奉诏,留兵不发。刘沈看不惯河间王拥兵自重的行径,自己领着一万州兵打算出关,结果刚到蓝田就被河间王赶上,夺了兵权。长沙王闻讯又恨又无奈,只好妥协让刘沈回雍州,这道诏令作废。
第二道诏令是任命屯骑校尉刘乔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发豫州兵西进。刘乔是名副其实的汉宗室后裔,他年轻时参加过渡江平吴之战,是两朝老臣,颇有声望。这道诏书实际是向范阳王借兵助剿,一来当时张昌已对豫州构成极大威胁,二来范阳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间王在关中那样牢固,所以范阳王不敢像河间王那般跋扈,刘乔得以顺利接任刺史,并且顺利出兵,为平定荆州立下大功。这道诏令对于豫州局势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后刘乔与范阳王反目,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道诏令是命令前将军赵骧带领八千禁军南下。
当时宗岱已经在蜀中病逝,荆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诏令的内容是将宁朔将军刘弘从北方调往荆州,担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随赵骧一共南下。这道诏令授权刘弘调度赵骧前军、荆州州兵与南蛮校尉的府兵,长沙王此时已经觉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刘弘全权负责荆州军事。
就在刘弘、赵骧向荆州进发的同时,张昌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新野王展开反攻。张昌自领主力进攻襄阳郡,同时他派出两支偏师:一支由伪都督黄林率领,人数为两万,向东北方向进攻豫州;另一支由伪别率(注:别率,魏晋军衔的一种)石冰率领,顺长江东下,进攻江、扬两州。
新野王望穿秋水,结果张昌比援军先到,当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晋书·新野王传》中说“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意思是说长沙王应当为张昌的坐大负责,他猜忌新野王与成都王有结盟的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镇压张昌。
此说实在匪夷所思,长沙王与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当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则在五月;五月李含还没有死,河间王与长沙王还没有撕破脸,长沙王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战火会重燃,又怎么可能提前三个月就预防新野王与成都王联兵?而且,说长沙王不让新野王出兵这也不符合事实,监军华宏动用的不就是荆州兵?
按晋朝法令,诸镇都督调动兵马确实必须得到中央的允许,但新野王不同于普通都督,他“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有权便宜从事。退一步说,即使有矫诏的嫌疑,事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封疆大吏,国有大难肯定是守土御敌为先,怎么可以胶柱鼓瑟,以未受诏令为遁词坐视不顾,任凭疆土沦丧?
由此可知新野王坐守樊城以至于养痈遗患,并非因为洛阳诏令不许出击,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无谋与胆怯。
张昌大军压境时,从事中郎孙洵劝新野王主动出击,但是嬖幸王绥知道新野王胆怯,所以捡新野王喜欢听的话说,王绥说:“张昌不过是小小流寇,派一些偏将裨将就足以将他制服,何须主公违诏抗命,亲冒矢石呀?”
新野王最终还是没有出击,一直等到张昌兵临城下,再也躲不下去了,这才出城对战,但此时军心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