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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爱迪又说道，依然震惊不已。
“一点没错。”
“长官。”
“不用那样叫。但是，很感激。”
“已经……你看起来……”
“跟你上次见到我的时候一样？”他咧嘴一笑，然后，朝树枝后头啐了一口。他看到爱迪脸上茫然不解的神情。“没错，在这上头啐什么呀。你也不会生病。你的呼吸永远不变。还有，饭好吃极啦。”
饭？爱迪摸不着头脑。“听我说，上尉。肯定是搞错啦。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一生默默无闻，明白吗？我做维修。我多年住同一套公寓。我负责维护游乐车，”阜氏摩天巨轮“、”疯狂过山车“、无聊的小飞船。没有任何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随波逐流。我想说的是……”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在这里干什么？”
上尉用他那双红通通亮晶晶的眼睛望着爱迪，爱迪忍不住想问上尉另一个问题，这是蓝皮人让他想到的问题：上尉也是他害死的吗？
“你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上尉手摸着下巴说道，“我们小队里的人——他们保持联系了吗？威林翰？莫顿？史密迪？你后来见过他们吗？”
爱迪记得这些名字。事实是，他们没有保持联系。战争会像磁铁一样将人们粘合起来，同样也会将他们排斥开。战争中的所见所为，有时他们只想忘掉。
“讲实话，长官，我们都散伙了，”他耸耸肩。“对不起。”
上尉点点头，好像这不出他所料。
“你呢？你又回到了那个我们保证‘如果能活着回去就都要去’的游乐场吗？所有的大兵都可以免费坐游乐车？在‘爱情隧道’里每人有两个女孩子陪着？不是你说的吗？”
爱迪想笑，笑不出来。他是那么说的。他们都是那么说的。但是，战争结束了，没人来。
“是，我回去了，”爱迪说道。
“然后？”
“然后……我再也没离开过。我试过。我计划过……但是，这条该死的腿。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成。”
爱迪耸耸肩。上尉审视着他的脸。他眯缝起眼睛。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你还耍东西玩吗？”他问道。
“走！……你走！……你走！”
敌方士兵吼叫着，用刺刀戳着他们。爱迪、史密迪、莫顿、雷勃奏和上尉双手放在头顶，被赶下一个陡峭的山坡。迫击炮弹在他们四周爆炸。爱迪看到一个人影在树林里跑，一梭子子弹扫过去，人影倒下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走着，爱迪努力用脑子记住周围的景物——棚屋、道路和任何他能辨认出来的东西——他知道有一天他们要逃跑的时候，这些标记将成为宝贵的资料。一架飞机在远处轰轰作响，爱迪突然感到一阵令人恶心的绝望。这种自由和被俘之间的短短距离，对于每一个被俘士兵来讲都是一种内心折磨。爱迪好像只要一跳起来，抓住飞机的机翼，就能飞离这场失误了。
事实正相反，他和其余的人被困上了手脚绑在一起。他们被放在一个竹棚式的兵营里。竹棚是吊脚式的，下面是泥泞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他们睡在塞着干草的粗麻布袋上。一个泥罐充当他们的马桶。到了晚上，敌方看守会爬到竹棚下面，偷听他们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讲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们变得瘦弱起来，肋骨都露出来了——雷勃奏也不例外，他参军的时候可是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他们吃的食物是咸大米饭团，每天还有一碗上面浮着草叶的黄乎乎的清汤。一天晚上，爱迪从汤里挑出来一只黄蜂，翅膀都没了。大家都吃不下去了。
抓他们的人似乎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晚上，他们会带着刺刀进来，一边在这些美国人鼻子面前晃动着刺刀，一边喊着外国话，等待回答。但是，这从来没什么效果。
据爱迪观察，他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上尉估计他们也跟大部队走散了，像在真实的战争里时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也是过一天算一天。他们面黄肌瘦，脸上长着一撮撮的黑毛。其中一个看起来当兵还太年轻。另一个长着爱迪见过的最歪的牙齿。上尉管他们叫“一号疯子”，“二号疯子”，“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
“我们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他说。“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名字。”
在被俘的环境中，一些人的适应能力比另一些人强。莫顿是一个清瘦多话的年轻人，来自芝加哥市，每次听到外面有动静，他都会坐立不安，摸着下巴唠叨，“噢，见鬼，噢，见鬼，噢，见鬼……”直到大家叫他闭嘴。史密迪是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来自布鲁克林，他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但是，他好像常常在咽什么东西，喉结一上一下地移动；爱迪后来发现，他在咬自己的舌头。雷勃奏是一个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来的红头发年轻人，醒着的时候，他的脸上面无表情，但是，夜里他常常从梦中惊醒，大喊着：“不是我！不是我！”
爱迪大部分时间都是愤愤然的样子。他攥紧拳头，啪啪地打自己的手掌，一连几个小时，关节对着皮肤，他年轻时曾是个跃跃欲试的棒球手，当年的自己就是这副模样。晚上，他梦到他又回到了码头，坐在名叫“奔驰骏马”的旋转木马上，有五个人坐在马上转圈，直到铃声响起来。他好像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或者他哥哥，或者玛格丽特。然后，梦变样了，四个疯子坐在他身边的马上，一边戳着他，一边嘲笑着。
在码头上多年的等待——等待一部游乐车开回来，等待海浪退潮，等待他父亲跟他讲话——已经磨练出了他的耐心。但是，他想离开这里，他想报复。他咬着牙齿，挥着拳头，回忆起他在自家的老街区里打的那些架，回忆起那次他用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医院。他设想如果这些看守没有枪的话，他会怎么收拾他们。
一天早晨，俘虏们被一阵叫喊声惊醒，刺刀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四个疯子将他们拉起来，绑在一起，带到了一个竖井里。竖井里没有灯光，地上冰冷。他们看到一些镐、铲子和铁桶。
“这是个他妈的煤矿，”莫顿说道。
打那天起，爱迪和其他人被迫在矿井里从矿壁上刮煤块，供敌方战时之需。有人铲，有人扒，有人扛石板建三角架撑住矿井的顶部。还有其他的外国战俘在那里，不会讲英文，只是用凹陷的眼睛望着爱迪。他们也不许讲话。每隔几小时，他们会有一杯水喝。一天下来，战俘们的脸都黑得看不出了模样，他们的肩膀和脖子因整天哈腰而阵阵抽痛。
在被俘的头几个月里，爱迪睡觉的时候，总把玛格丽特的照片放在钢盔里，摆在面前。他不习惯祈祷，但还是祈祷了，每天晚上，他计算日期，用自己编的词儿祷告着，“上帝啊，如果你给我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六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九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九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十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十六天时间交给你……”
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雷勃奏的身上长出难看的疹子，且伴有严重腹泻。他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半夜里，他浑身盗汗，把身上穿的脏衣服都湿透了。他大小便失禁。因为没有干净衣服给他换，他只好光着身子睡在麻布袋上，上尉将自己的麻布袋盖在他身上当毯子用。
第二天，在矿井里，雷勃奏几乎站立不稳。四个疯子毫无同情心。他一慢下来，他们就用棍子戳他，让他继续刮煤。
“别碰他，”爱迪吼道。
二号疯子是抓他们的人里边最凶残的一个，他用枪托朝爱迪狠狠地砸了下去。爱迪摔倒在地，脊背上一阵刺痛。雷勃奏又刮了几块煤，然后，瘫倒下去。二号疯子朝他叫喊着，让他站起来。
“他病了！”爱迪大叫，挣扎着站起来。
二号疯子又把他击倒在地。
“闭嘴，爱迪，”莫顿悄声说道。“别给自己找麻烦。”
二号疯子俯下身，把雷勃奏的眼皮扒开。雷勃奏呻吟了一声。二号疯子皮笑肉不笑，像哄小孩一样细声说道，“啊，”然后，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望着俘虏们，目光与他们对视着，保证他们都在望着他。然后，他拔出手枪，将枪口塞进雷勃奏的耳朵里，开了枪。
爱迪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撕成了两半。他两眼模糊，大脑僵滞。枪声在矿井里回旋，雷勃奏的脸一片血肉模糊。莫顿把手捂在嘴上。上尉低垂着头。人们一动不动。
二号疯子朝尸体上踢了脚黑土，眼睛瞪着爱迪，在他脚上啐了口唾液。他朝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喊了些什么，他们两个似乎跟俘虏们一样惊呆了。有一会儿，三号疯子摇着脑袋，嘴里嘀嘀咕咕，好像在祷告，他垂着眼睛，嘴唇愤愤地动着。但是，二号疯子挥着枪，又叫了起来，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于是慢慢地抬起雷勃奏的脚把尸体拖走，矿井的地上留下了一道新鲜的血迹，黑暗中看去好像是洒在地上的油。他们靠墙把他放下，旁边有一把镐。
从那以后，爱迪不再祈祷。他不再数日子。他和上尉只谈论逃跑的事，他们不想遭到同样的下场。上尉估计，敌人正在孤注一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每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来挖煤。矿井里挖煤的人数日渐减少。晚上，爱迪听到炮弹的轰炸声，声音似乎越来越靠近了。上尉估计，如果形势再恶化下去的话，敌人可能就要撤了，他们会销毁一切。他看到了俘虏营外挖出的深沟和陡峭的山坡上竖着的大油桶。
“那些油将用来烧毁证据，”上尉低声说。“他们正在给我们挖坟墓呢。”
三个星期之后，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三号疯子在俘虏营里站岗。因为闷得慌，他拿着两块砖头大小的石头在耍着玩。石头不断地掉在地上，他又捡起来，高高地抛到空中，然后再掉到地上。满身煤灰的爱迪抬起头来，石头咚咚落地的声音使他恼火。他正想睡觉。但是这会儿，他慢慢地坐起身来。他的视线清晰了。他感到他的神经活跃起来。
“上尉……”他悄声说。“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上尉抬起头来。“你在想什么？”
“那些石头，”爱迪朝看守的方向点了点头。
“石头怎么样？”上尉说。
“我会杂耍，”爱迪耳语道。
上尉斜起眼睛。“什么？”
但是，爱迪已经在叫看守了，“嘿，你！你耍的不对！”
他用手掌做了一个环形的动作。“这样！你要这样做！拿来给我！”
他伸出手。“我会耍。拿来给我。”
三号疯子警惕地望着他。爱迪觉得，在所有的看守中，这个可能最好对付。三号疯子偶尔会偷偷地拿一些面包给俘虏，他会把面包从竹棚上那个当窗户用的小洞里扔进来。爱迪又做了一次环形动作，笑了笑。三号疯子朝他走过来，停下脚步，回头拿起他的刺刀枪，然后，走过来把石头交给了爱迪。
“像这样，”爱迪说道，然后，开始轻松自如地耍起石头来。这一招他是在七岁那年，跟杂耍团里一个一次能耍六个盘子的意大利人学来的。他曾经在海滨走道上花了无数个小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