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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弯下腰去替那位旅客拾起了旅行袋，又拉了他的手肘问他：“摔伤没有？你自己动动看？你还好吧？”这位旅客面红耳赤低声道谢而去，他后来也上了同班飞机去台北，请问他对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一定要说
我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朋友洛丽是一位极美丽而聪慧的西班牙女郎，她嫁的是中国丈夫，说的是一口许多中国人都及不上的京片子，去过台湾三次，师大国语中心的高材生。当她与我谈起台湾时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显见她对中国的深情。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她突然说：“台湾只有一样事情我不能忍受。”我问她是什么，她说沆完饭才能讲，吃完饭我又问她，她说：“你猜。”
我很自然的回答她：“餐馆内的厕所。”
后来我们都不再讲了，因为彼此意见相同，不愿再呕心一次。
隐地先生写过一本《欧游随笔》，三年前隐地随团游欧数十天，在他的书里也曾提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同团的同胞在飞机上用了厕所不冲水，隐地接著进去看见黄金万两几乎将他骇昏，赶快替前一位同胞做善后工作，又庆幸跟著进去的人恰好是他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总算保住一点中国人的颜面。
我个人在大加纳利岛上一共看过四次同胞随地小便的情形，三次是站在渔船甲板上对著车水马龙的热闹码头洒水。另一次是在大街上，喝醉了，当街出丑。
我其实并未看清楚，每次都是荷西将我的脖子用力一扭，轻轻说：“别看，你的同胞在方便。”
“你怎么知道是中国渔船？”我也悄悄的问。
“国旗在那里飘呢！”荷西笑了。
他总是笑，我一对自己的同胞生气荷西就要笑：“三毛，你真是荣辱共存呀！
好严重呀！中国人真团结关心呀！“
这种地方我没有幽默感，一点也没有。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七八个同胞，其中我只认识一位，这些同胞坐了一小时左右，非常有礼的告别了，当我们送客上车再进屋来时，发觉地上许多脏木鞋印，一路由洗手间汪到客厅的地毯上，我心思比荷西快了一步，抢先开了洗手间的门，低头一看——我老天爷！！液体横流。原来他们没有用抽水马桶，错把欧洲洗脚用的白瓷缸当做了代用品。
荷西不让我擦地，自己闷声不响的去提了一桶水和拖把进来，一面发怒一面骂：“为什么？为什么？”
我听他怪我自己人，又反气了起来，无理的跟他对骂：“在台湾，没有这种怪瓷缸，这就是为什么了。”
“他们刚刚上厕所不关门，我好怕你经过受窘，台湾厕所没有门的吗？”他又说。
“荷西，他们是渔船的船员，船上生活那么苦，举止当然不会太斯文，你——”荷西见我傻起来了，便是笑让下去。
“好啦！荣辱共存又来啦！”总是如此结束争论。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写到这里荷西走了过来，又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说我写了一些心里不吐不快的真情，写了些我亲身见到的同胞在外的言行。
荷西又是不快，说：“你难道就不能写别的？”
“可是政府明令开放观光了。”
“你所见的只是极小部材的中国人呀！怎么这么写出来呢？”
“小部材也是我的同胞。”
“你不能回过去写那篇诗意盎然的《小路》吗？”
“不能，《小路》可以等，这篇不能等。”
爱之深，忧之切，我以上所写的事情灸每一个民族里都可能发生，并不止是中国人，可是我流的不是其他民族的血液，我所最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恳请我的故乡人在外旅行时自重自爱，入境随俗，基本的行仪礼貌千万不要太忽略。
至于你会不会流利的外语，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刀叉，是不是衣著时髦流行，反而是一些极次要的问题了——你看郎静山先生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环游世界，那份飘逸的美多么替中国人风光。
在国内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臂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浪迹天涯话买卖
自小以来最大的想望就是做个拾破烂的人，一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份非常有趣而生动的职业。
小时候常常看见巷子里叫卖竹竿的推车，那个车子岂只是卖几根竹竿而已，它简直是把全套家家酒的美梦放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木屐、刷子、小板凳，卖到筛子、锅碗、洗衣板，什么样的宝贝都挤在那一台小车里，羡慕得我又迷上了这种行业。
后来早晚两次来的酱菜车又一度迷惑了我，吃是并不想吃，那一层层的变化对一个小人来说又是一番梦境，大人买，我便站在一边专心的一盘一碗的颜色去看它个够，那真叫缤纷。
念小学的时候常常拿用过的练习簿去路边的小铺子换橄榄，挤在一大群吱吱喳喳的同学里研究著那些玻璃瓶里红红绿绿的零食，又曾想过，就算不拾破烂，不卖竹竿，不贩酱菜，开这么一家杂食铺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再后来迷上了中药房的气氛，看著那一墙的小抽屉一开又一开，变出来的全是不同的草根树皮，连带加上一个个又美又诗意的名字，我又换了念头，觉得在中药房深深的店堂里守著静静的岁月，磨著药材过一生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涯。
后来我懂得一个人离家去逛台北了，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更使我迷失了方向，一下想卖干货，一会想贩花布，还有一阵认真的想去庙里管那一格一格的签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极有趣的谜语。夏天来了，也曾想开个冰果店，红豆、绿豆、八宝、仙草、爱玉、杏仁、布丁、凤梨、木瓜、酸梅汤……给它来个大混卖。
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个“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它们哪一种比较赚钱我倒是没有想过。
小孩子的人生观是十分单纯的，无形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作家、科学家这些事对我都太遥远，我看得见的就是眼前街上形形色色的店铺和生计，真是太好看了。
父亲常常说我是杂七杂八的人，看手相的人一看我的掌纹总是大吃一惊，兴奋得很，因为这么乱的掌纹他可以多盖好几小时。
童年到现在我从来不是个纯净而有定向的小孩，脑子里十分混乱古怪。父亲预言我到头来必然一事无成，这点他倒是讲中了。
离开台湾之前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大街小巷的漫游，有店看店，没店看街，没街便去翻垃圾，再有趣的娱乐也不过如此了。
那时候是十一年前的台北，记忆中没有几家百货公司，“南洋”是记得的，别家都没有印象了。就算是去过，也可能里面货色不多，不如小街小巷里的商店好看，所以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初次离家时，傻瓜似的带了大批衣服——大概是预备一辈子“爱用国货”下去。虽然穿的也是所谓洋装的东西，可是挤在西班牙同学里面总觉得自己异国风味得相当厉害，这份不同的情调使我心理上极度的没有归属感，是虚荣或者不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时父亲管我每月一百美金的生活费，缴六十美金给书院吃住，还有四十美金可以零花，那时西班牙生活程度低，四十美金跑跑百货公司足足有余，那时候一件真毛皮大衣也只需六十美金就可以买下一件了。
马德里有好几家极大极大的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只差棺材没有卖，其他应有尽有，本该是个大开眼界的好地方，可惜当时的我青春过份，什么都不关心，下了课书本一丢，坐了地下车就往百货公司跑，进了电梯，走出来那一层必然是女装部，傻气得可以，却不知道青春少年本身便是光华，哪里需要衣服来衬托。
那一阵情歌队夜间供是到宿舍窗口下来唱歌，其中必有一支唱给那个名叫EC HO的中国女孩，我自是被宠昏了头，浸在阳台的月色里沉醉。回忆起来我的浪漫和堕落便是如此开的头，少年清明的理想逐渐淡去，在迷迷糊糊的幸福里我成了一颗大千世界的浮尘。
青春的甜美和迷人而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全然的否定，虽然我的确是个百货公司里的常客和俗人。跟百货公司结了缘也是那一年开始的。
其实小店仍有小店的气氛和美，可是为了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在百货公司里流连，在外离家的人一切都不踏实，对生命其他的追求也觉得很可笑，倒是单纯物质的欲望来得实实在在，这种事百货公司最能满足我的渴求和空虚。
以后我去了西柏林念语文，德国人凡事认真实在，生活的情调相对的失去了很多，我的课业重到好似天天被人用鞭子在背后追著打似的紧张，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时间岔远不够用，睡觉吃饭乘车都觉得一个个生字在我后面咻咻的赶。
那时学校在闹区最繁华的KURFURSTEDAMM大道的转角处，这条美丽的大道长三公里半，不但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艺术家们工作游乐的街头，在这条街上西柏林最大的数家百货公司差不多都是排著来的。
总是在上学的途中早一站下车，一面快步的赶路，一面往经过的百货公司里去绕路打转，每天上学进去逛一圈便是我唯一的娱乐了。
换了国家，换了生活程度，父亲涨了我五十美金的生活费，日子还是过得东倒西歪。每吃一次新鲜牛排总不知不觉的会写信回家去报告，母亲看得心酸，我却不太自觉，只等她航空寄来了牛肉干才骇了我一跳。
那时候我很需要钱，可是从来不去超支银行的存款，父亲说一百五十美金，我便照他的嘱咐去生活，百货公司天天去，都是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就是说，纯吃茶式的。
有一日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很醒目的广告，征求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孩替法国珂蒂公司做香水广告，要拍照，也要现场去推销香水。当时我要钱心切，虽然知道自己并不合报上要求的标准，可是还是横著心寄了好多张彩色照片去，没想到那家公司竟然选中了我，给我相当四十美金一天的马克，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薪水了，工作时间是十天，我一算可以赚四百美金，这一大笔金钱使我下定了去工作的决心，学校的课业先去向老师问了来，教师好意的说一天五小时的课，十天是缺课五十小时，这将来怎么可能赶上同学？我向她力争夜间告以拚命自修，我非要去赚这一笔大钱。
学校一弄好，我便去跑了好几家租戏装的仓库，租到一件墨绿色缎子，大水袖，镶淡紫色大宽襟，身前绣了大朵淡金色菊花的“东方衣服”，穿上以后倒有几分神秘的气氛，第一日拍了些照片，第二日叫我去上工，当我知道我要会抛头露面的地方竟是西柏林最大的“西方百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