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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我当时的专业是哲学和神学，但两门课程的时间安排有冲突，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难过。
毕业回国后，有三年多的时间是在帮助打理父亲主持的基督教运动事务处。1970年，我去了美国。纽约有犹太人后裔就读的神学学校研究生院，我就打算在那里从事犹太哲学和犹太神秘主义的研究。当初设想的时间是两年，结果我在美国呆了七年。中间有两年，我有幸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执教，向有志于成为拉比的人讲授《圣经》和神秘主义。让人苦笑不得的是，常常有人将我误认为日裔犹太人。
在希伯来大学也好，在美国犹太神学学校也好，我都受惠于很多良师。特别是与穆鲁钦﹑弗高和海歇尔的见面，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回忆。和穆鲁钦的会面只有两次，但他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弗高博士是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经常召集学生在自己的家里进行讨论，向他们解说理性﹑感性﹑神秘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海歇尔拉比支援黑人的民权运动，他在亚拉巴马州和黑人运动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共同组建了“挽臂横队”。他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一个有勇气和信念的人。他那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博爱精神，在美国基督教的中心城市得到了共鸣。他还教人们将思考的方向转向探询事物的终极意义。在他的晚年，我非常有幸成为他最后一个学生。对此知遇之恩，我无限感激。海歇尔老师恳切地对我说，“雅各（老师对我的爱称），你是日本人，你就从你的角度来描述一下犹太人人吧。到现在为止，无论是犹太人自己，还是对犹太人抱有敌意的基督教徒，都没有专门就犹太人进行过论述，而你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犹太人。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然而，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放弃了作为第三者的写作角度。如果我真的是犹太人，我愿意让人们了解犹太人的那些方面呢？不如我完全以犹太人的立场来写，这样做，可以让日本的读者更好地了解犹太人。原稿完成后，我回头看了一遍，发现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想要添加几笔，又觉有卖弄专业之嫌，于是作罢。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将读者的真知灼见写到书中。
最后，本书以普通的读者为对象，除去重要的引用，一般的出处都不做明确的解释。从《圣经》中引用的话，原则上使用日本《圣经》协会的白话体《圣经》或者是文言体《圣经》。根据需要，有些地方是我直接从希伯来语的原著中编译的。本书的照片，很多是得到驻日以色列大使馆的协助而收录的。
本书完稿之后，我在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这时，我所在的剑桥研究所的今井正明所长把我介绍给了SAYIMARU 出版社的田村胜夫社长。田村社长很快承揽了这本书的出版。编辑部的平野光男先生﹑采访部的大太郎先生和横山秀男先生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还有很多前辈阅读了原稿，给了我很多珍贵的忠告和批评。
我真是诚惶诚恐：我能得以研究犹太哲学，说到底，还是得到父亲手岛郁郎的恩惠，当时是他劝我去以色列留学的。
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明了我对他深深的感激。
（犹太年历5740年初春？1979年10月）
序言（1）：智者自得智慧之乐
智者自得智慧之乐 ——犹太格言
纽约的秋天很短。同往年一样，热浪袭人的夏天过去后，早晚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凉爽起来。街道两旁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着，叶子纷纷落下。
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每到周五，都能看到踩着太阳余辉赶路的学生，现在也明显地少了。白天喧闹下显现的生气也被陡然增长的夜色所代替，但在百老汇的两侧，依旧可以看见几家蔬菜店﹑药店和食品超市亮着灯光。人们在急匆匆地为晚饭而做着采购。汽车和公共汽车的噪音，以及不时传来地铁通过时的轰鸣，都让这夜色平添几分孤独的感觉。从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吹来的寒风也将很快越过百老汇以西和哈地逊河到达这里。
河岸公园的绿色层层叠叠地布满了哈地逊河两岸；闪耀着哥特式建筑之美的河岸教堂的钟楼高高地耸立着；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自由精神的星条旗则在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时期任北方军司令官的将军墓前迎风飘扬。哥伦比亚大学的后面，英国圣公会的犹太会堂修筑了庄严的寺庙，由圣路卡医院与之毗连。除此，还有簇拥而建哥伦比亚大学﹑巴拿多女子大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尤尼奥神学学校﹑曼哈顿音乐大学，及美国犹太神学学校等六所学校。我曾在其中的美国犹太神学学校教了七年学（由于其中两年是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执教，实际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只有五年）。
纽约的犹太人很多，据说居民中四人就有一人是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犹太人知识分子尤其多，乍看过去，和一般的美国白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那些对犹太戒律抱有热情的犹太年轻人还带着犹太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要是妇女，则会在头上裹一条头巾。混乱喧嚣的当今，如果想寻觅这种传统的犹太人的踪影，可以去一下曼哈顿的东南部（俗称应是东区吧）和布鲁克林区的威利阿姆斯。
犹太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曾在埃及人的统治下度过一段奴隶般的生活。时至今日，犹太人在讲述他们祖先的时候，还不忘谈及那段苦难的历史。一般来说，人们都愿意自豪地强调自己的民族历史中曾出现过什么伟人或成功者。与此相反，犹太人则在祖先身为奴隶的历史上编织着话题，这可真是与众不同！
序言（2）：卡鲁曼拉比
如果沿着暮色渐浓的百老汇大街走上十分钟，你会看见一座公园，里面有一座忧郁而美丽的美人鱼雕像。那其实是一座纪念碑，是为撞上冰山沉没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而建的。在那次事故中成为不归人的休特拉伍斯先生曾是纽约的一流百货商店“名仕”的第一任总经理。就是他的遗孤，向市里捐赠了这座美丽的雕像，以此来抚慰那些死难者的灵魂。这座小小的公园被银杏树环绕着，每次走过这里，我都会想起日本，陷入深深的思乡之情中。特别是那些金黄色的，随秋风飘零的银杏树叶，更是搅得我的心阵阵难受。休特拉伍斯先生就是犹太人。
告诉我美人鱼雕像由来的是卡鲁曼拉比，他的家就在离这座公园不到两条街的地方。卡鲁曼拉比作为犹太教中庸的保守派统帅，历经二十五年教务的磨练，现在已是世界上犹太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卡鲁曼出生于维也纳，后又移居加拿大，最后才入了美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成为加拿大空军的志愿兵，并作为部队里一等一的拳击手而声名远播。但是他的家族则与体育无缘，远自中世纪，他的家族作为犹太教名门涌现了众多博学之士﹑精神领袖以及拉比。战后，卡鲁曼在纽约重新学习，并正式被任命为拉比。就在他犹豫之际，突然被推荐为拉比协会的副会长。他的命运来了个大转折，成为了拉比中的拉比，犹太人指导者中的指导者。会长只是一个挂名职位，而他作为副会长，承担起了管理拉比协会的全部责任。
拉比协会可以就教徒在宗教方面的所有问题做最终的裁定。它对犹太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拥有发言权。除此，它对美国国内的犹太人维权事业和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和教育的振兴都有积极的意义。
他每天按照日程表的安排精神饱满地工作着，还要应付大量的会议和电话。中东问题每遇到转折点，美国白宫和以色列政府都会向他征求意见。而他清醒的判断，也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我经常在下午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有时好像陷入了沉思，有时又好像没有，我知道他这是在冥想，在寻求灵感。
“有很多事情，单靠我个人的经验或直觉已经解决不了了”，他说，“虽然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而不顾其它，但我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经常以超越自我的角度看问题，并且进行反复的观察。我认为有必要试着将自己放到问题中所有当事人的立场上去。这样，我的视野会更宽，超越所有的当事者，这样就能找最好的解决问题办法。你找到了方向，就找到了方法。”
“我在这二十五年，努力行至善之事。有时，虽然当我意识到是在对他人行善，其实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这是自我意识的假面具。于是我开始考虑，在对方的立场上，什么是善。在这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失败，但是，别人的失败比我多得多。”
序言（3）：星期五的夜
每到星期五夜幕降临的时候，终日忙碌的卡鲁曼拉比也会有一点宽裕的时间。犹太教徒把每周星期五傍晚到第二天晚上星星最亮的时刻，当作完整的一天。这是他们的“安息日”。就像上帝在创世的第七天休息一样，他们也停止一些工作，好好地休息。
在星期五晚上，平时见不到面的家庭成员也会聚到一起，共进温馨的晚餐。婚后独立生活的子女们如果住得近，也会在饭后携自己的配偶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双亲。如果住得很远，则会打电话回来，问候一下老人。
在星期五的晚上，最多的是亲朋好友一起交流畅谈。也有的人会邀上三五好友一起进餐，共渡良宵。如果没有星期五之夜，犹太人恐怕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相互间的联系，而在世界上消失了。
我和我太太经常在星期五的晚上被邀去卡鲁曼家做客。他家宽敞的起居室里有十几张椅子，都是为接待客人准备的。在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我的小女儿阿依经常在他家一边大声放着摇滚乐，一边在没有客人的地方和她的伙伴们跳舞。还是大女儿明妮替她母亲着想，在厨房帮着准备饭菜。大儿子来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不到放假就没有时间回来。他专注于瑜珈的冥想，是一个彻底的素食主义者。
这三个孩子都喜欢娱乐，还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初我也迷惑：这就是威严的拉比的子女吗？但随着我逐渐了解他（她）们的生活，我明白那绝对不是没有责任感的放纵。他们三人成绩都很优秀，特别是阿依，具有超群的智力。在学校，他们三人都是年级的学生会主席，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课外活动方面，都不遗余力发挥着自己的领导能力。
值得称道的是卡鲁曼夫妇对他们孩子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都信任他们。所以，孩子们，也会对自己的行动十分负责，绝对不做有悖于双亲信赖的事情。
来维后来学习了犹太教，不但取得了拉比资格，还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教育官。明妮在以后移居以色列，就职于犹太人协会，最后和一位以色列空军军官结了婚。性格自由奔放的阿依，现在正为了成为一名律师而努力学习法律。
捷克夫人持家有方。孩子们都是大学生，而且在高中的时候就不用她操心了。她现在曼哈顿北面的布朗库斯幼儿园教学。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傍晚四点左右就早早赶回家。
虽然知道犹太人的母亲以勤劳著称，但看了捷克夫人，还是不禁惊叹她的干劲。卡鲁曼家的晚餐都是由捷克夫人一手烹制。客人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