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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犹太人还有别的得意之作。就是说，如果商品有破损，他们就会向人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而人们也是在知道商品有瑕疵的情况下买的。这也可以说是诚实正直的生意之道。
在曼哈顿的东南部有一地区俗称东区，和唐人街相邻。那里服装店一直卖一流品牌和最新潮的西服，但是它们的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仔细看一下，哪一件都是揭去商标的半成品。
走进犹太人的音像店，就能看到有一个折扣区，即使是最新的唱片价格也标得非常低。再仔细一看，在封皮的一角打有一个直径五毫米的圆孔，在唱片的中心位置还有一个同样的圆孔。原来是他们特意打上这些圆孔，把唱片当作次品来卖。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书市以半价出售教科书。虽然还是新书，但书上会盖上一个“USED”的印章。当初我还以为这是管理书市的犹太人想出来的呢。不过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就是当这种带有印章的书被用完放到旧书书店卖的时候，很难卖一个高价。
犹太人中古时代的商法在当今日本得以采用的希望看来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呢？日本人与其说崇尚功能本位主义，不如说是崇尚外观本位主义（即形式本位主义）。日本人注重品牌而且只认名牌。他们以拥有名牌商品自夸，连自己购物的小卖部也会被冠以“一流小卖部”的名字。
举例来说，一件好的东西要在三越（日本一著名百货店）买还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店买呢？其实是没有区别的，但偏偏有一些人喜欢告诉自己：“我是三越大家庭中的一员”，然后拎着写有“三越”的手提袋去了三越。日本男人会在胸前戴上公司的标志，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体面。有很多女人在围围巾的时候，喜欢故意露出一角，上写“某某设计师设计”，这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有品位。这种人最关心的事就是想尽方法让自己和名人或是名品拉上关系。
直到现在，作为传统文化，日本人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名誉。只是，大多数的日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有了名牌情结，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
这种虚荣心带来的人性盲点让假货有了可乘之机。很多人把手提包﹑领带和体育用品打上“法国制”或是“意大利制”的标记进行伪造，然后作为减价商品出售，最后大发横财。出现这种情形，那些对“名”心怀崇敬的大众的虚荣心是不是比售假商人更应受到谴责呢？将廉价货贴上名牌商标进行出售，是一种作弊的商法，这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也是没有的。
保护弱者的契约精神
可以说，犹太人特有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契约思想。人和上帝之间有契约，人和人之间也有契约。即使在结婚的情况下，新郎也要给新娘一份《结婚契约书》。
日本人之间没有契约思想。即使有契约，那也是为了消除当事双方的不信任，通过明文约定，使双方的责任最小化。这是对日本人契约最通俗的解释。但是，也不能说日本人完全没有契约精神。廉仓？室町时代的武将里面，就有明确的主人和仆从的契约关系。主人保证仆从领地的安全，而主人处一旦遭遇突发事件，仆从为了报恩就会不惜身家性命为其作战。遗憾的是，德川幕府的三百年太平盛世磨掉了日本人的契约思想。
“保护弱者”主要体现在《塔木德经》对雇佣条件的解释上。
雇人之后，如果想让他早出晚归地干活，就要看当地有没有早出晚归的习俗。如果没有，那这种行为就会被当作强迫雇工从事过度的劳动而得到禁止。如果当地有管饭的习惯，那就必须在工钱之外再给雇工提供饭食，而且不能提供粗糙的食物，饭食要和普通人的一样好。
在果园里劳动的雇工，是允许在现场采摘一些水果食用的。在这一点上，赫斯麦拉比提出了这样的异议：采摘的水果的价值不能比工钱多。但是拉比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可以吃，但决不能被贪欲所俘虏”，并以此来劝告雇工们自律。
关于佣工条件，如果被雇佣者是成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女儿，或是家仆的儿子﹑女儿，主人都必须明确地告之。如果只在白天劳作的雇工，（如果到傍晚还没有领到工钱）可以在晚上向雇者要求付钱。如果是做晚工的话，（如果工作已经结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要求付钱。按周﹑按月和按年雇佣的情况下，道理是一样的。
犹太教法要求“不要将应付的报酬留到第二天早上”。这不仅仅是对人，对家畜和农具的借还同样适用。如果收到支付报酬的请求，必须立即执行。只是，在没有付款请求的情况下，延期支付是被允许的。
犹太人俭约有道，无论是商业还是实业，绝对不做无用的支出。我有这样一个犹太朋友，他在日本的赤坂做钻石。我们一听到钻石商，可能会立刻联想到他是一位穿金戴银﹑出手大方的实业家。实际上，他节省是出了名的。
他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会把饭费控制在公司（说是公司，其实是他和朋友两人开的小店）经费允许的范围内，顶多是去一下日本料理店。他个人也会去赤坂的琥珀夜总会，但从不呆在消费昂贵的区域。他一般是在二楼前台旁的椅子上坐着，安静地观看这楼下的节目。他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费和公司的经费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从不用公司的经费结算。当然，他也从不拖欠为他工作的日本工作人员和秘书的薪水。
他决不染指超出自己能力的博彩和投机活动，他只会在能力范围之内，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生意。这就是他的行为方式。
都说犹太人小气，那他们的“小气”反过来说就是安全的经营之道。如果在犹太人的企业里就职，你不要期望得到特别丰厚的待遇。不过，首先你会得到保障普通人生活水平的待遇。你如果想大把大把地赚钱，那你只有拥有自己的事业，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有汗水就有回报，这是犹太人三千年以来的信念：“民以食为天，我们能用全部的辛劳换来幸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犹太人区分商业责任的方法
日本人在借贷和做生意方面经常用赊欠的方式解决问题，而犹太人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责任规定。
作为日本的律法，圣德太子的宪法的第十七条可能是最古老的，不过它的内容到现在已经杂乱无章了。日本人中间形成了充分的经济思想和商业习惯是在室町时代以后，而将这些商业习惯明文化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我们说日本人疏于法律，看来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日本的法律思想和契约观念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没有把问题提出来的习惯。日本人传统的交流方式是使双方“心知肚明”。
犹太人最初是由有利害冲突的部落联合而成，而后就又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为了调整思维方式和习惯不同的犹太人利益，制定严密的法律体系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塔木德经》就是由拉比们将日常生活中各种见解集合起来形成的，它收录了人们所能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A向B提出“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吧，我还要帮你保管你的东西呢。”。B很快答应了。这种情况下，A和B都有保证对方东西安全的责任。A向B说“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吧”，而作为回应，B说“好的，放在这里吧”。这时，B就应当对A负责。A对B的这种善意的行为不一定有回报的义务。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体现了双方责任和单方责任的区别。
那在实际中需要对对方的东西做多少赔偿呢？《塔木德经》举了三个例子来给出基本的判断标准。
1﹑无偿帮别人保管东西而造成丢失或损伤，保管人没有赔偿的义务。但如果是借别人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都有义务赔偿原物。
2﹑承租人或是被有偿雇佣的人，必须赔偿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如果是由于偷盗或是其它无意行为或是不可抗力的天灾（如羊在放牧中被狼群或是狮子吃掉）造成损失，不能被追究责任。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关于这个区别也有详细的论述，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
例子。
3﹑雇工在放牧家畜的时候遭到野兽的侵袭，无论是狮子﹑熊﹑豹或是毒蛇，只要出现一头，就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天灾。狼群（狼的数量在两匹以上）侵袭家畜的时候，如果不能击退，也是不可抗力的天灾。人有可能击退两匹土狼，但如果它们是从前后两个方向夹击，也可以断定家畜的损失是有不可抗力造成的。上面的例子只限于在安全的区域放牧时出现的事故。如果牧羊人故意把家畜引到危险的区域，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牧羊人承担。
总而言之，由于疏忽引起的事故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犹太人在做事情之前都做十分周密细致的
准备，在做事的过程中对每个细节都予以充分的考虑。万一需要冒险的时候，他们也不做有勇无谋的赌博。
三年前震惊世界的“乌干达救援”事件（将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的飞机乘客从乌干达机场突击救回的事件）的成功，百分之一是幸运，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周密计划基础上模仿真实情况进行的救援演习。犹太人成功的秘诀就是为冒险做全力的准备吧。
对不言而喻的道理进行确认也是契约
现在我来介绍一个能表明犹太人合理主义的例子。
A将B连同B的牛都雇佣来从事农作业。在作业中，牛因为事故死掉了。这种情况下，责任是A的还是B的呢？《塔木德经》认为应该是B的责任。A是把B和他的牛一起雇佣来的，所以应该理解成B在受雇的时候还充当牛的管理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A最初先从B那里租借来牛，然后再雇佣了B本人。如果牛在以后的作业中死了，A必须就牛的死亡对B做出赔偿。为什么呢？租借牛和雇佣B是分别独立的两种契约关系。对第二个例子，我们日本人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于第一个例子，恐怕是没有想到吧。
工人（或雇工）对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和不良品的出现有向雇佣方赔偿的义务，因为原材料是由雇佣方出钱买的。但是，如果是在雇佣方验货﹑收货，支付了工人工资之后才发现有分量不足或是有不良品的情况，就不是受雇方的责任了，因为那时契约关系已经结束了。
这些做法明确了受雇方的责任范围，而现在的人们可能已经把这些作为常识来看待了。即使是常识范围内的惯例，也要将之纳入法律体系。纳入还是没有纳入，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把商业惯例以立法形式确立起来，你请的工人就会不负责任地造出很多不良品，并且认为：“难道经营者不应该认识到生产中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雇佣方在收货﹑付款之后，不小心损坏了产品，就会把责任赖到受雇方的头上，说：“不对啊，你交的货里面有次品！”，从而要求对方做出补偿。即使是非常明确的事情，当事者双方都要使之明确，这就是契约，可以保护双方的利益。
我经常听到日本公司的职员这么抱怨：“和犹太人做生意，定单要列得非常细。”我想这就是和粗枝大叶式的日本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