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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指挥部的将军们，原则上都不反对进行谈判。况且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在23日晚上就列出可以接触的人员名单，希望以他们为中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他们拒绝尤里·卢日科夫作中间人，也反对莫斯科的一些车臣著名活动家参与谈判。他们同意可以与下列政治家见面：鲍里斯·涅姆佐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伊琳娜·袴田、卢斯兰·阿乌舍夫，稍后也同意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会面。记者中他们选中的是《新报》的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中，他们同意著名的演员、歌唱家约瑟夫·科波逊及儿童外科医生列昂尼德·罗沙尔作中间人。一天后，即10月25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同意接受“独立电视台”的访问。
恐怖分子指定的人员都来到行动指挥部。为此，亚夫林斯基不得不结束西伯利亚之行提前返回莫斯科，而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放弃了她的美国之行。俄罗斯总统驻俄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维克多·卡赞采夫也被召到莫斯科。大约一年前，他被授权与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莫斯科的某机场已准备好加满燃料的大型伊尔…62型飞机，飞机随时可以起飞，载着恐怖分子飞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不管是在10月24日，还是在25日，没有一位谈判参与者能够向指挥部或者普京总统做出任何有益的报告。除了要求俄联邦军队立刻撤出车臣之外，恐怖分子也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他们同意释放12岁以下的儿童和部分妇女，甚至允许给人质提供一些饮用水及药品，但不是食品。恐怖分子说：“我们什么都不吃，让他们也饿着肚子坐着。”
形势在逐渐明朗化，主要的决策者并不是莫夫萨尔·巴拉耶夫，而是位于剧院之外的另一个人。莫夫萨尔·巴拉耶夫与阿布·巴卡尔宣布：“我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已劫持到人质，现在就准备牺牲。我们想死的愿望比你们想生的愿望都强烈。”武装分子的行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们说，他们尊重马斯哈多夫，但只听从沙米利·巴萨耶夫一个人的指挥。俄罗斯著名的学者谢尔盖·卡比察呼吁俄罗斯领导与巴萨耶夫进行谈判。“与罪恶行径也得交涉。该接受他们的某些条件，与车臣方面进行负责任的谈判。因为，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正是在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会面后得以解决的。”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6）
但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是政府对恐怖分子做的一次真正妥协，绝不允许再有类似的重复。况且没有可进行谈判的对象。夜间曾与武装分子会面的普里马科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普京总统汇报说：“那里没有可交谈的人。”议员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认为：“时间在流逝，最坏的结果正在变成最可能的结果。”此时，恐怖分子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进程。他们宣布10月26日早晨起开始屠杀人质。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在电话中对他的一个同伙说：“我们将从最有来头的开始。”许多人质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有一个人质从自己的座位跑向大厅，被恐怖分子击毙。
抉择的时刻已来临。能够而且应该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最痛苦的决定
在2002年10月以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的那些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对于走向死亡的潜艇官兵，他无能为力。但现在，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在这几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任何看似最佳的解决方式也都可能成为最坏的决定。
10月20～22日，除去其他事务之外，普京正忙于重要的出访准备。俄罗斯总统需要出席于10月26～27日在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例行会晤。飞往西半球途中，普京还计划在柏林、里斯本停留，与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当普京总统得知剧院人质劫持事件后，他的所有国外行程都被取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代表团改由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率领。想强调一点：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愿意将所有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不曾在军队服役，甚至没有普通士兵的服役经历。而普京以“总统——拯救者”、“总统——庇护者”的形象走向权力，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在危急时刻勇于承担主要责任的决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0月23日傍晚至深夜，对普京总统来说未必存在选择的问题。在获知人质被劫持的详情后最初的时间里，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解救人质，消灭恐怖分子。其他解决方式都只可能是作为备用方案考虑。
在生活及工作中都保持警觉是普京做情报工作时养成的重要素质。对于已经坐在总统职位上的他来说，这种素质也是很必要的。他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包括不可理解的一切都有准备。
10月23日至24日的整个深夜，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度过的。他听取了强力部门负责人、安全部门负责人、情报部门负责人、有关专家及与此事件有关系的人员的汇报。24日早晨，所有电视频道都播放了普京总统召集强力部门首长开会的镜头。普京指出：毫无疑问，在莫斯科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与俄罗斯境外的某些中心有联系。这些中心先于所有人在世界上发布了俄罗斯首都发生的事件。普京强调说：“我们看到，恐怖活动是在境外策划的。没有人怀疑，这正是那些多年来在车臣进行恐怖活动的罪犯，而现在他们又呼吁停止军事行动。俄罗斯不会屈服于挑衅，俄罗斯将以应有的方式对恐怖分子的挑战进行还击。”
10月24日早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给弗拉基米尔·普京打电话，他不仅向俄罗斯总统表示完全的政治支持，还提出美国特工机构向俄方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具体建议。这一天，类似的谈话还在普京与布莱尔、施罗德、沙龙、贝卢斯科尼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进行。同一天，我们通过电视多次看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紧张工作的普京。10月24日至25日的深夜，普京仍留在克里姆林宫过夜。总统办公厅及俄罗斯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报纸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不眠之夜”，“强力部门首长与总统进行昼夜磋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灯光不曾熄灭”……
然而，一些政治家与媒体却决定利用这次人质危机向总统发动新的攻击，正如他们在2000年“库尔斯克”核潜艇悲剧发生时所做的那样。卡耐基基金会的莉奇娅·舍夫佐娃提出：“俄罗斯总统应该公开承担解救人质的责任。如果普京不这么做，他将失去在民众中的威信，可能遭致与被迫辞职的吉米·卡特一样的命运。是的，我们的确看到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会议的电视画面，但没有看到他与民众的接触。难道对民众没有什么可说的吗？整个国家都应该感觉到领袖的存在。但普京回避责任，采取观望的态度。他的威信在以小时为单位下降。这次事件更像是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的延续。” 《莫斯科真理报》的尤·卡里宁娜对普京的任何决定都先做指责，认为总统“错过了时机，必遭失败”。逃亡国外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也忍不住要发表批评演说。他声称在与马斯哈多夫进行谈判中提供帮助，否则莫斯科“将得到700具灵柩”。俄罗斯共产党的报纸与《新报》更是以其惯常的方式批驳普京。
反对总统的一些政治周刊处于困难的境地，它们一般是在周一、周二出版，但不晚于周五晚上就得送交印刷。这些出版物的编辑打算向读者报道恐怖事件，并在前几页刊登了许多事发现场的图片。但事件结果如何，他们却不知道，于是都认定了最坏的结果。《侧影》杂志认为，普京陷入困境，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侧影》杂志根据自己的传统对政治家一周的表现做出评价，将鲍里斯·涅姆佐夫、伊琳娜·哈卡玛达、约瑟夫·科布宗放在政治“成功者”之列；弗拉基米尔·普京、尼古拉·帕特鲁舍夫、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被列入该杂志政治“失败者”名单之中。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7）
在标题为《普京的辩护》一文中，《说法》周报的主编鲁斯塔姆·阿里夫德扎诺夫写道：“如果不指望普京这位被推向俄罗斯权力最高峰的圣彼得堡上校，俄罗斯还能指望谁呢？他是位军官，对他来说，荣誉高于一切。他可能经历过比解决这次事件更复杂的情况。普京明白这一点。他善于对每一招棋进行全面考虑。他习惯于先走棋。习惯于白子先走，而且获胜。但现在是黑子出的棋。黑棋已经将军！国家在焦急的等待中变得麻木。总统在犹豫什么？普京是在思考。普京在长时间、痛苦地思索。在雾气弥漫的远方，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在摩拳擦掌，在就近的某个地方，久加诺夫在谴责反对人民的政体。但国家似乎不管他们的事。此时，在国内像过去的三年一样，重复着同一个设问句：如果不指望普京，俄罗斯还能指望谁呢？好好想想吧，普京。离下次总统大选可只剩一年半了。”
在这些言词中，可以看到隐藏得并不高明的敌意，甚至是威胁。随后的一期《说法》几乎全部材料都是为普京与“强力部门”领导人的彻底失败做舆论准备。10月26日，当普京最终决定发动进攻，并核准使用催眠瓦斯时，他是否在冒险呢？当然是冒险。甚至稍后，当掌握了几乎所有事实并了解到事发当时的形势后，很多专家们仍认为成功的概率是50：50。而更多的专家预计的成功概率更小，为20：80，甚至是10：90。遗憾的是，冒险已成为现代政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军事行动与战斗中。
10月26日，电视与广播向我们报道了已成功进行攻击的消息，恐怖分子被歼灭，人质得到解救。大约从早上10点钟起，电视台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了文化宫剧院内的内部设施及观众大厅。这已不是联邦安全局采取行动的镜头，稍后我们才看到当时进攻时的部分画面。
在大厅内的红色观众席上，已看不到被劫持的人质，但在不同的座位上可以看到被击毙后以各种姿势躺着、坐着的女性自杀性恐怖分子。她们身着黑色衣服，腰间仍缠着爆炸物。大厅中央堆放着很多装在背囊里带有导线的炸弹。在另外一个地方，躺着被击毙的男性恐怖分子，旁边散乱地堆放着武器。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消灭——32名男性，19名女性。有几个特种部队队员受伤。人质被带出剧院，由救护车和小型公共汽车运往莫斯科的各家医院。至当天12点，我们获知有67名人质死亡，但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尽管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仍然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一天的晚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