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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时，让我填写一份简历，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写一份简历，编入百科全书。我当时对具体月日记不清，我宁愿向后推，而不要向前提，我就写一九二八年四月入党，今后就以四月为根据。
注 释
〔25〕叶开鑫，当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
〔26〕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将其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大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一丸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军队仍用这个名称。
〔27〕这里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某些地区实行的一种土地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8〕胡汉民，国民党右派首领之一。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孙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9〕黄埔，指设在广州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官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该校曾多次举办过高级班，如高级政治训练政、高级军官班。黄公略参加的是高级军官班。
〔30〕厘金，又称厘捐，是旧日中国的一种商业税。因税率名义上为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一种机构。
〔31〕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上声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次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32〕“四一二”事变，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33〕指一九二七年五月背叛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这次叛变是该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
〔34〕杨森，四川军阀。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35〕石穿，是彭德怀的号。
〔36〕清乡委员会，是一丸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它专门搜捕、“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7〕清乡团、民团，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湖南地主豪绅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第五章 平江起义
（一九二八年春至一九二八年七月）
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成立
在周磐要我担任团长之后的两三天，到周磐处，我讲了团打算办一个学兵连，统一一下战术、战斗动作和内务管理。周磐说师也要办一个学校，我说，那很好，办一个随营学校，团就不办学兵连了。周和师参谋长杜际唐都说，办随营学校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才。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什么人。我说：“办一个五百人左右的随营学校，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嘛！”周说：“请际唐拟一个计划，名字就是随营学校好。校长人选呢？”我说：“师长兼，另设一个副校长。”他说：“副校长又是谁呢？不仅要有经验学识，而且要有朝气才行。”我看他一时想不出人来，即说：“你不是送黄公略去黄埔高级班深造吗？他十二月底就毕业了。”周说：“此人倒可以，但他走一年了，没有来过信。”我说：“今年师就没有固定地址，他写信寄到哪里呢！”他问：“你们通信吗？”我说：“来过两次信。”他说：“请你即刻写信给黄石（石是名字，公略是号）问问他吧，要他毕业后回师。”我说好吧！
当天晚上，我召集李灿、李力、张荣生商谈。我说：“周磐想办一个随营学校，决定黄公略回师主办。前晚我们讨论团办学兵连暂时停止。由各营选送二十个学员，团特务连、机关枪连各选五人，共三十人去师随营学校行吗？一营请张荣生考虑，团直请李力考虑。”他们说，好吧。我说：“要选送有活动能力和政治上坚定可靠的人，去做二、三营和二、三团学员的工作。暂时只做这些人的酝酿工作。要秘密，不要公开。”
我们决心把士兵会的章程，变为随校的章程，在章程的前面加上一个总则：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奉行三大政策，以救国爱民为宗旨。内容上改为打倒新军阀，把士兵委员会改为学员自治会等。在章程最后，写上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兼随营学校校长周磐。我当时想，如果周磐同意了，就等于批准了第一营土兵会章程。
第二天晚上将修改了的章程送给周磐，我首先说：“师长前天主张办一个随校，我觉得很好。蒋介石起家是手捧三民主义，口念总理遗嘱，伪行三大政策，骗苏联援助，共产党支持，同时办一个黄埔军校。一旦权力到手，三大政策变为反苏反共杀人民。”我又说：“共产党是打不倒的，也是杀不尽的。共产党上了这次当，得到教训，不会上第二次当了。独立五师的发展，也可能是三民主义，北伐经验，随营学校。师长抱救国爱民宗旨，我代拟了一个随营学校的宗旨和章程，请审核一下，是否可用。”他念到打倒新军阀时，特别感兴趣，马上叫杜参谋长来，说：“石穿写了随校宗旨，这是好的，请研究一下，字句也还要斟酌一下。现在就是要打倒新军阀。”周问：“一团有多少人？”我说：“官佐士兵共有三千零几十人。”我暗地高兴，今年元旦宜昌会议所讨论的士兵会章程的基本内容在师里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合法不等于现实，实现这个章程还需做很大努力。
一九二七年冬，开始筹备师随营学校。
不久收到公略来信，说已收到我的信及寄去的旅费，他正在参加毕业考试，二月毕业后决定到我处。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黄公略由粤回南县团部，使人高兴。顷刻李灿等闻讯跑来，交谈了一年多来的情况。晚饭后除谈团的情况外，又谈到随校筹备工作快完毕，周兼校长，黄公略为副校长，实际周不会来校，对工作反而会有好处；军事教科书以湖南讲武堂的教材为准，正在翻印。讲到学校宗旨章程时，其中有打倒新军阀，黄石突然发问，新军阀指谁呀？我说：“当然是指蒋介石。”黄公略突然发怒说：“我们的校长”如何如何……大家也突然失色：一切秘密工作都告诉了他，这还了得！大家气愤到不可形容。我说：“公略呀！我们多年友好，过去你说，对革命事业如何如何，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