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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喜欢出门旅行，乐于收集各种布制的丑娃娃；不善言谈，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难得交朋友，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品德高尚者。
本人内心平静，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因此眼镜总被藏在包内，万不得已，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对于我来说，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一直跃跃欲试。可惜我家藏书甚少，零星的几本书像《列宁主义万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同一些杂物放在一块。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借新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包上厚厚的书皮，舍不得在书上弄一点折皱，看到哪儿，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红岩》就是在母亲枕头下发现的，那时大概才十来岁，识字虽不多，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事。当晚，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她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学。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同学都没有这本书，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级下，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像一些当代小说《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
紧接着，“文革”开始，图书馆也封掉了，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闹书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发。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很破，但我们用厚纸板把它弄成“精装”，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像《傲慢与偏见》、《红与黑》、《高老头》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书少时间多，因此读得一字不漏。
进中学后，议论文很走红，我又专攻议论文，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宁主义万岁》，那本书激情昂扬，措词辛辣；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被老师和同学誉为“秦克思”。毕业前夕填表，我毫不犹豫地在“有无特长”这一栏，填上“擅长写作”，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孩来说简直太严峻，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有点恋家，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拳头产品”：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它让我为自己壮胆——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区，恶劣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有的患重病，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那里交通落后，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寄出后，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见报，暗想，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结果，稿件被退回，还附有编辑的信，他建议我看一些哲学书。
我大受启发，将过去冷落的一些知识性的书找出来，像《社会发展简史》、《反杜林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读了许多鲁迅的杂文和比较浅显的古文，如《古文观止》等，读这些书感到有些深奥，一遍不懂就读几遍，还把心得和疑点笔录下来。这一习惯有助于我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它让我对有兴趣的书进行深深浅浅的研究，同时，遇上好的论点和精彩的描绘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这种做笔录的读书习惯延续至今，因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实惠。
我现在读书仍有热情，但紧迫感不如当年，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内容复杂繁琐，读书只占其中的一份，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读书是我全部的生活乐趣。
常常收到少年读者的来信询问我的成长道路，有的让我开列书单。其实我的读书之路过于泥泞，现在完全可以走捷径。名著是一种财富，读通了它们，世界的真谛、生活的原则便掌握在手，而且文学的素养对人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连名著都没接触多少的人绝不会是个精神丰富的有涵养的人。但有时，书可以读得广一些，文理百科，天上地下，开卷有益。我总想，一本书能得以出版，总有道理，总有长处，即便立论荒谬，也能看看其如何自圆其说。一方面，要有读万卷书的气魄，另一方面读书要分粗读和精读两种，粗读只是一般地翻阅，开拓思路，增加见识；精读则一丝不苟，作笔记，深思磨，做有心人。
至于有人问我为何要写儿童文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我在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时，没有很好地想过这个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条路。当时，有许多条路可选择，但我没有犹豫。从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只能回顾当时的情景，来推想当年为何要开始写儿童文学。
首先，我觉得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很喜欢孩子。小时候，我就喜欢比我更小的孩子。这也是一种缘分，一种天性。后来，生活经历又决定、加强了我与儿童的关系。我上小学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六岁就去黑龙江“上山下乡”，那是个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二十岁时，到当地一个小学去教书。我带一个一年级的新生班，有五十个学生。因为文化落后，那儿的孩子基础很差，比如说，让他们把书翻到第一页，但没人知道什么叫“第一页”，没有这个概念，我只能轮番走到每一个座位上，告诉他们什么叫“第一页”。那几天冷，孩子冷得常跑厕所，有时就要提醒他们，否则就会尿湿裤子，有的孩子甚至还不会系裤带，需要我的照顾。总之，这使我能跟这些孩子朝夕相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成人与孩子的差异。有一次，我给一个学生补课，他有些字不识，碰到了障碍。我问他：“为什么书上的字你都认识，而黑板上的字你却不认识？”他说：“你的字写在黑板上就大了，不像字了。”后来，我留心了，有些孩子识字，是把字当成一种图画来识的，于是，我就尽力把字写得小一些，不想，这却成为了习惯了。我教了他们五年，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天天在一起，我变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本来，我童年体质弱，很敏感，那时积累的东西到了成年却逐渐疏远了，而那些孩子，又唤回了我当年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恐惧，那种幻觉重新袭上心头。我感受到，儿童期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能力却达不到，力不从心，因此就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我甚至想起小时候，跟大人说话时，我总是站得很远，靠在墙边，因为仰脸看大人的脸总是很累。后来，我回上海了，临走时，我的学生都跟着火车跑，追着我。这一幕我回城后总也忘不了。有一次，我试着写了一篇小散文，抒发自己的感情、思念，后来，稿子去给一个朋友看，他说：“这是儿童文学么！”后来我把那篇散文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它便是我第一本小说，写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东北的孩子。
除了爱孩子这个因素外，我还时时感觉到儿童迫切需要儿童文学，这也是鼓舞我不断写下去的动力。如今的孩子是每家只有一个，父母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压力很大。比如，我刚新搬了家，刚去时，我感到奇怪，因为哪一家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门外装着铁门，无声无息的，好像都没有孩子。时间久了，才发现，其实哪一家都有孩子，只是父母不允许他们出来。有时，一个孩子在走廊上大声叫一声，就会有别家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出来看，这时，双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一边训斥几句。有个朋友，她的孩子五岁了，过生日时，她很想请些小朋友来参加，可她的女儿没有朋友，而且，周围的成人们都不愿让孩子到别人家去参加活动，都那么谨慎。最后，她只能打起“生日快乐”的横幅，买了玩具，但是，孩子仍很孤独。在这种境遇中，孩子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做智力游戏，还有就是玩具和故事书，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总的局面，但我们可以写出各种故事来，给我们寂寞的童年一点消遣，一点温暖，一点快乐，一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儿童们的反响鼓舞我一直写下去。我写了八年，大约写了一百万字。最近几年，几乎天天会收到孩子们的信，大量的是中学生来信，这个年龄喜欢结交人，有了交际能力。他们谈各种事，也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