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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建筑物之间晾着洗过的衣服，好几家商店外面堆放着水果。我走过一个在清洁门外台阶的女人，正在我感到似乎已经走了很久之际，突然停下了脚步。那三个女孩在前面一个小广场上玩耍，还没有看见我。我不能哭，我心想，一面练习上帝感召下的第二个独白。“你们的妈妈在天堂里了，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呢。有鸡蛋，好多好多鸡蛋。”见鬼，听上去得真实才行，我走近她们时自己在想。我无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就含着眼泪躲进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大杯白兰地，吞下了更多的药丸。我要付钱，但是老板只是摆摆手，意思是他不要钱。他知道我为什么到了那儿，他又给了我一杯酒，拥抱了我，把我送上了一生所走的最漫长的路。这时，村民们都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个为伊莎贝拉的孩子们而来到此地的英国人。我步履蹒跚，但高昂着头慢慢向她们走去。
广场突然就空了。人们让我和孩子们单独在一起。姑娘们坐在喷泉的台阶上，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她们看见我时抬起头来齐声问道：“妈妈在哪儿？”我摇摇头在她们身旁坐下。太阳仍旧火辣辣地照晒在我们身上，我开始了我的故事：“妈妈现在在天堂里了。”孩子们怀疑地瞪着我，但专注地听着一切细节。在兴奋剂产生的虚幻境界中，我像个幼儿园的老师那样开始用她们的粉笔画图。“这就是你们在天堂里的爸爸妈妈。”我指着图说，“这就是他们有鸡蛋的早餐。”“那么多的鸡蛋！”路易莎说道。约瑟菲娜突然开始尖叫起来：“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她和劳拉一把抓住我，痛哭起来。我抬起头，发现路易莎穿过空旷的广场走了开去。“你为什么今天到天堂去？你不能以后再去吗？”她望着天空喊道，一面向我转过身来，“她为什么今天走？”“我也不知道！”我生气地答道。“那该死的时间表在上帝手里！”路易莎缓缓地走了回来，在我身旁坐下。她始终没有哭。
我们坐在喷泉分的地上，拉着手围成一圈，就这样坐了很久。村民们都不来打搅我们。时间停止了，兴奋剂、酒精和烈日开始对我产生作用。我往后一靠，闭上眼睛，短暂地睡着了。醒来时我看见酒吧老板和别的村民全都围着我们站在那里。好几个女人在哭。有人给了我一杯白兰地，拉我站了起来。一个女人走上前来，吻了吻孩子们，然后把伊莎贝拉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我。
我谢过众人，和三个悲伤的小姑娘一起向公寓走去。伊莎贝拉就是在这里卧床多日，整个公寓充满着死亡的气息，床单摸上去还是湿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不能在这儿？我想道，很想大叫几声。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公寓里空落落的，这么多东西都不见了。后来有个邻居来告诉我，孩子们伯父家的人那天早上来把东西都弄走了。“那帮杂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大喊道。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伊莎贝拉的遗体在哪里？谁来埋葬她？
我坐在那儿，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使我不知所措。这时我听见从下面街上传来了叫喊声。我从阳台上往下看，认出是伊莎贝拉的父亲，便下楼去迎接他。他是个大约八十岁的结实的老人，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两手抓着我的肩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用马耳他语说着什么。突然他撒开了手，捏紧拳头，倒在我的脚下死了。“啊，见鬼，不！”我尖叫起来。怎么啦？为什么人人都在死去？村民们很快集合起来帮助我，把孩子们带开不让她们看到这情景。后来，为了平静下来，我把她们带到海边，往水里扔小石子儿，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谁也没有多说话。
现在我应该集中力量带孩子们离开岛子，但在我神智错乱的脑子里，觉得首先要和她们已故父亲的哥哥，她们的伯父托尼算账。以前伊莎贝拉曾写信说过托尼如何骗去了他父母遗嘱中属于她的那一份。她丈夫去世后，她悲伤过度，没有和他去争。我在吸毒后的亢奋状态下，要去为她报仇。要是有一支枪，我就会像约翰·韦恩电影里的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把他打死。幸亏我没有枪，那晚，我带着三个脑子里一片糊涂的女孩穿过小岛去到她们伯父的酒吧里。
出租车停在村子的广场上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让女孩们在我前面光着脚走进酒吧，我跟在后面像个喝醉了的亡命徒，叫嚷着：“这些是你弟弟的孩子吗？看，她们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你这个杂种！你骗走了她们应该继承的遗产！”我不断怒骂着。“我要炸烂你的酒吧。炸烂整个该死的村子。”我本意是好的，可我是个有病的痛君子，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增加了刚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小姑娘们的惶惑，没有能为她们争到钱。她们本应在床上睡觉的。最后，在进一步说7许多威胁的话以后，我把孩子们带回了公寓。
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埋葬伊莎贝拉的事，我要给她最好的一切，给她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葬礼用了六匹黑马拉的马车，钱都是我付的。到安葬的那天，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人简直不像个样子。我独自到殡仪馆去看伊莎贝拉的遗体，要和这个爱过我的女人告别。她脸色苍白，好像编在了一起，但神情平静，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照顾好我的小女儿们。”一个神甫走了进来，默默地握住我的手，一起祈祷。
一小时后我和孩子们一起站在殡仪馆门外，看着伊莎贝拉的棺材抬上了马车。太阳更热了。我听见有声音在天上喊道：“斯蒂芬，斯蒂芬，照顾好我的孩子！”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昏倒在了大街上。
一天后我在一个邻居的家里醒了过来，看到小姑娘们脸朝下看着我的脸。“我们要去找卡米拉。”她们都大声说道。这时我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她们没有护照，以前都是依靠母亲的护照旅行。由于我不是她们的法定监护人，不会允许我把她们带出岛去。以后的三天里我几次到所有的官方机构去，徒劳地想搞到她们的护照。我甚至去见了马耳他的总督明托夫。他解释说他没有力量帮助我们，事情要到法庭上去解决。真是典型的地中海式的“将来某一天”的作风，下次开庭是在三周以后。在兴奋剂的亢奋中，加上心烦意乱，我一把抓住了明托夫，开始对他进行威胁。马上有两个官员把我拉开，叫来了警察，警察把尖叫着的我拖了出去。他们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被打败了。这一回，一切的虚张声势都帮不了我。我剩下的只有上帝了。我跪了下来，闭上眼睛开始祷告。一个小时后当我醒来时，祷告已经应验了。
一个女人带着那三个小姑娘站在牢房门口。她自我介绍，说她是斯皮图娜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我来帮助你，”她隔着铁栏和我握手时说，“我帮你搞个护照。我有亲戚在移民局工作。”
警察拒绝放我，但是允许孩子们进到牢房里来。她们头一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非常疲倦，不久我们就都在牢房的地上睡着了。几小时后一个微笑着的斯皮图娜小姐叫醒了我们。她向我们挥舞着的护照上面，三个孩子的脸照在一张相片上。“严格地说这是无效的，但是它能使你们离开这个岛。”她解释说。我付了罚金，钱直接落进了警察的腰包，牢房的门开了。我们放下心来，走出牢房，来到阳光之下。
在离开马耳他去英国之前，我想让孩子们的外婆最后再见她们一次。她现在又老又病，可能不会活着再见到她们了。
我们到瓦莱塔一家大商场里去购物，给女孩们从头到脚穿上了新衣服，黄色的裙衣、黑色的漆皮鞋和白短袜。最后我给她们买了鲜红的大衣和与之相配的贝雷帽。伊莎贝拉的女儿们看去就和公主一样。遗憾的是，当我们穿过小村子去看老太太的时候，领着她们的却是个吸毒亢奋的王子。
到她家时，另一个老年妇女开门让我们进去了。老外婆坐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的床上和我们打招呼。她拥抱了每一个孩子。村子里别的孩子从窗户外向里面张望。最后老太太招手让我过去，他吻了吻我，用马耳他语说了句什么。
在飞机上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劳拉无法理解死亡是永恒的事，她转向我，问妈妈是不是已经在英国和卡米拉在一起了。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只能拥抱着她，又吞下更多的药丸，把眼泪强压了回去。
坚持住，别哭，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我对自己说。在英国护照检查处我们碰到了我预见中的问题。那位官员看了一眼护照就离开去找来了他的上司。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我许多问题，但鉴于这种悲惨的境况，他终于睁一眼闭一眼地让我们进了关。最后我总算取出汽车，把三个疲累不堪的孩子带回家中卡米拉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卡米拉就要像母亲一样把她ffJ抚养成人。
对于卡米拉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她自己才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值得永远赞扬的是，她干得很出色。
伊莎贝拉的女儿们总算安全了。她们一起长大，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孤儿院里。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中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结了婚，看着彼此的子女长大。这一定会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
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床上安稳地熟睡以后，我独自来到花园里，仰望苍天，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该轮到我哭了，我等得够久的了。
我曾爱过那个女人，伊莎贝拉曾爱过我。
第十章 月台布道
伊莎贝拉去世后，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她们互相支持，而照顾她们的卡米拉又是她们熟悉的人，因此她们感到很安全。罗丝安娜这时住在汉普斯特德一家人家里帮着带孩子，路易莎、劳拉和约瑟菲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在当地新的天主教学校上学，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托特里奇的房子很大，五间卧室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车道里停着两辆汽车，当地的花匠一周来整理两次花园，这显然是个非常正派的家庭。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关着的大门里面住着一个有大袋大袋偷来的钱和几百瓶麻醉剂的神智失常的狂人。日益增长的吸毒量使我越来越孤僻，对兴奋剂造成的亢奋和飘飘然的渴求控制了我整个的生活。
特里，还有他把我出卖给克雷兄弟的事对我的打击远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懂得对艾伦讹诈的严重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看清了它的全部含义。这件事导致了我和亲爱的特里之间的许多争吵，在后来的几周中我把在高热公司的股份卖回给了他。我们互相叫骂着分了手。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很高兴离开他，因为这使我摆脱了一切责任，给了我更多的时间享用毒品。
在我蹲在家里这一期间的头几个星期，我仍在某种程度上和卡米拉及姑娘们频繁接触，到楼下去吃饭，偶尔把脑袋伸进客厅看看。但是不久这一切全都变了。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开始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吸毒，常常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和外部世界的推一接触是我三岁的女儿特莎。当我人事不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