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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和弟弟保罗收到了克拉拉从澳大利亚写来的信，告诉他们我病得很厉害，他们非常担心我的身体。在他们的邀请之下，兰娜和我退掉了马丁楼上的公寓，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把原来家里的房子卖了，这时住在芬奇利区亨登巷的一套小公寓里。
这时我急需住院。对我来说惟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疗养院。我脑子的状况越来越恶化，现在已经不仅是吸毒的事了，我得了精神病。我怀疑所有的人，觉得说不定把我搬到母亲的公寓是个阴谋。也许妈妈和兰娜是那些每天早上从信箱里钻进来的六英寸小人的同谋。他们都想偷我的小红本。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记本里我仔细地记载了我仍然能够记得的藏钱的地方。其中有的房产已经换了主人，新主人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财宝。随着不信任感的加剧，我甚至在睡觉时把红本子塞在衬裤里。但是有一晚，我实在受不了本子压在阴茎上，就想出了一个轻松得多的主意。我编了一首诗，在诗里用暗语列出了所有藏钱的地方。这首诗是这样的：清晨与百灵鸟同起一切都隐藏在公园里让我们一起快活精戏一切都隐藏在一号教堂里大家一起把枯枝拾起一切都隐藏在七十六号里那首诗就这样一直继续了两页……
公园指的是海德公园大道上我们家原来的房子，教堂是指教堂街马丁的店铺，七十六号是诺福克大街上祖父的房子，如此等等。我整天背这首诗、天天背这首诗，我那可怜的被摧毁了的头脑是在努力从那些疯狂吸毒的年代中抢救出些什么来。许多个星期以后，当我已能将那首诗倒背如流时，就郑重其事地把那个小本子烧掉了，把灰放进了一个小果酱罐里，罐上贴着“红本酱”。“流浪行动”按新的总计划执行，我笑着想道。现在谁也不可能得到我的钱箱了，只有我知道那首诗。我一天三次把这诗写出来，每次都把写下的东西烧掉，把灰放进罐子里。最后，在每次活动结束时，我就在随时带在身上的“诗歌记忆表”上打一个勾。
我的神经已经近于失常，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更糟。我最后在繁忙的事登巷里乱跑，嘴里高喊着：“杂种们，现在得用十吨卡车才能害死我了！”许多车子都急拐弯以避免压着我，其中一辆是警车。结果导致伦敦最出名的精神病医生约翰·兰德尔给我检查。以前我看过不少精神病医生，只是为得到毒品而装疯，可这回是真的了，我确实疯了。
从兰德尔大夫那里我第一次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光荣，一个真正的人，对于他来说，病人的利益比钱包更为重要。“你今天就得住院，”他对我说，“我现在马上把你送到庙堂山病院，这是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精神病院。”接着他说：“我不能让你离开这个诊所，你会危及你自己，也会危及别人。”一小时后我来到了庙堂山，这原是坐落在汉普斯特德旷原上的一座独立宅院，被改成一个有三十间病房的医院。当救护车开进大门时，我看见杰克·康特尔跑了过去，他正在对面的旷原上进行训练。他在为不久即将在文布利举行的世界冠军挑战赛做准备。我向他招手，可是他没有看见我。
医院的接待处里尽是些怪模怪样的人，打扮成女人的男子。除了他自己的一般住院病人外，兰德尔大夫每星期到这里来两次，给患有易装瘤的精神病人看病。在等着住院的时候，我写下了我那首诗，烧掉那张纸以后我大声背诵“清晨与百灵鸟同起……”，这时一个漂亮的碧眼金发的人走过来对我说：“而你会被鲨鱼吃掉！”他一她微笑着说：“这首诗更好些，宝贝。”我开始哭了起来。另一个有易装痛的人用他的一她的胳膊搂着我说：“别理睬琼，她是个淫妇。”这时一个护土走了进来，把我带到楼上一间病房里，并给我服用了强效镇静剂。
一个女大夫第二天和我谈了整个一上午，但是我没有承认自己可怕的吸毒恶习，因此她不可能作出诊断。谈了几个小时以后她在我的住院卡上写道：“严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妄想恐惧。”对于真正的问题所在，即安非他明依赖症，这是能做到的最接近的判断了。
开始时对我采取了深睡疗法，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使我一天二十个小时人事不省。我醒来只是为了进食和上厕所。每一次苏醒的时间是三十分钟，然后打一针再睡。我每次醒过来时都背那首诗，睡着前还在嘟娥。我不再把它写下来，我的拍纸簿和装灰的果酱罐在什么地方的小柜子里。许多星期后当治疗结束时，他们允许我和别的病人在一起，把我的东西也还给了我。我又可以烧我的诗了。
在进行作业疗法时我们常常画画，我总是画诗里的景象，百灵鸟啦，教堂啦等等。我看见墙上的这些画时常常会笑起来，心里想，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画里包含的秘密。有一个护士总是开玩笑说：“你要成为新毕加索了。”这位老画家一个多月前刚刚去世。
只眼用医院的药，我似乎平静了下来，但随着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我感到厌倦起来，觉得该是进行补充治疗的时候了。我给兰娜打电话，让她给我带已经装好了衣服的箱子来。箱子有层假底，我在里面秘密藏好了应急用的毒品。在兰娜拿来箱子的那天上午，我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她的探视，她挥手和我告别时我就冲进厕所，一下子吞了大约三十粒右旋安非他明。我以前从来没有一次吞服过这么多，在医院这平静的一段生活后，我的脑袋准备好了要接受一次无比剧烈的兴奋和畅快的满足。我坐在其他半死不活的病人中间，开始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百病皆无的感觉，我的脑袋膨胀爆炸。我大笑着在医院到处乱跑，对护士说我要走了。我找自己的大衣，眼看着就要离开时一个大个于男护士突然一把抓住了我。“可抓住你了！”他喊道。似乎是刹那之间他就把我拽进了一间侧面的病房，在另一个护土的帮助之下把我捆在了床上。我拼命挣扎，可是根本动不了。他给我打了一针。这一针本该使我失去知觉，但由于安非他明这时正发挥着最大的效力，我仍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以避免再给我打针。我感到他们在我头上放了垫子，猜想大概要给我做头部扫描，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可能通过机器读到我的诗，就感到放心了。突然阵阵闪电照亮了我的脑袋，我的身子蹦到了空中。
上帝的脸在望着我。几秒钟的沉寂。然后地震又一次发生，如爆炸的焰火照亮了我大脑的细胞。这一次上帝在嘲笑我。在这一切数次重复之时我在痛苦中呻吟。然后是空无。寂静。
我的头阵阵抽痛。我睁开了眼睛。电线已经没有了。我独自躺着。我能听见附近有人在呻吟。我们都死了吗？我是不是在真实的“驱魔”电影里？教士在哪里？他已经把我身上的恶魔赶走了吗？突然一个护士出现了，没有拿钉着耶稣像的十字架，而是拿着一块书写板。他把我领进了一间陌生的房间，我和一群神情恍饶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喝着茶，两眼茫然地瞪着天空。几分钟后我意识到我记不起我们是怎么进到那个房间去的，也记不起那该死的茶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给我进行了电击治疗，这会使你暂时失去记忆，在有的情况下会永远失去记忆。记忆丧失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在我身上是记忆的完全丧失。过去十年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被全部扫净，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一小时后护士把我送回到娱乐室，我只是心满意足地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奇怪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当有旋安非他明在我空白的大脑中打转的时候，护士过来给了我一块花生着三明治。
我觉得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伸手拿出来了一张图表。上面写着，诗已写，灰入罐。在每一行下面都有打的勾，最后一次是星期四上午记的。一个护士走过，我问她今天星期几。“星期四下午。”她回答说。“我在什么地方？”“你在医院里。你刚做完电击治疗，你会暂时忘记一些事情。”她解释道。她看着我的图表笑了，问我那首诗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愚蠢的诗！”我叫喊着把图表扔进了废纸篓里。“跟我来。”她说，把我带进了作业疗法室。她指着架子上二个装满了灰的果酱罐：“这是你的吗？”“别他妈傻了。你下面还要说些什么？”我尖叫道。“这是什么地方，疯人院吗？”我生气地走开了，回到娱乐室里坐下，脑子里一片糊涂。我整个的一段生活不存在了。我见过的人和地方在脑子里都没有了，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我的情况是，我的记忆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渐渐恢复，即使在今天，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根本没有恢复的东西。
我后来还经受了多次电击治疗，但因为用了镇静剂，所以没有再看见上帝的脸。最后我从庙堂山病院被放了出来，不再抑郁，什么也不再了。头脑里一片空白，我甚至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兰娜。
我们搬进了兰娜在戈尔德斯绿地的阿尔巴花园区新租的一套公寓里。在那儿我很快就重新过着依赖安非他明的生活。我推一没有忘记的事就是吸毒。当兰娜开始询问我关于藏匿的钱的事情时，我觉得非常有趣，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认为这是某种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笑话。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我母亲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大约存有一千英镑的银行存折，兰娜高兴极了。我觉得很奇怪，根本不记得在银行开过这样一个户头。但是这钱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料想得到，很快毒品就不起作用了，我又整天躺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月。兰娜越来越感到恼火，最后又把我送进了庙堂山病院去进一步抹除记忆，我的脑袋变得像个发电站一样。
我在庙堂山的那所病院里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忘记了兰娜的存在。除了病人和护士，医院以外的人一概不再存在。有一天兰娜带。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来看我，她微笑着解释说她现在和这个人住在一起，他已经搬到了我们的公寓里。空白的头脑不会难过，我祝他们好运气，心里想，挺好的一对，他们干吗要来看我呢？我莫名其妙地站在砾石车道上挥手和他们告别，然后走进去再把脑袋给他们去通电。
几个星期后母亲来接她儿子的空壳子。我的脑袋像个烧坏了的灯泡，跟着妈妈到了她的车子那儿。坐在这里，跟我走，吃这个。我像一个所有的保险丝都烧断了的机器人一样，完全听任别人摆布。
在母亲家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地住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了卡米拉的一个电话。我知道她是谁，但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