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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遭人唾骂，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回顾历史需要客观，回顾历史也需要赤诚，历史不是任人贪得侮辱的妓女。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往往被人误写误编误读。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另一位当年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在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
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量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泽东常常突发奇想，做一番惊人之举。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并且写下长长的批语。毛泽东非常欣赏《张鲁传》中的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等作法，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入道的信教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饭不要钱，还有义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乐哉！毛泽东大赞张鲁的五斗米道，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泽东常用的手法。
然而，效仿张鲁的五斗米道创办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只是一阙让人扼腕叹息的苍凉悲歌。
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在于他的永不服输。即使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他也能看到其成绩和光明的一面。毫无疑问，大串连中的“免费乘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等作法借鉴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经验”，目的仍是为达到“天下大乱”。这样史无前例的《通知》，导致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
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工人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连。交通顿时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其负担，连车厢厕所内也挤进了六七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的“长征”。可是只有少数学生徒步，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周游全国。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了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96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这个计划很庞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终于只好告吹。但是毛泽东对大串连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窥一斑。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当年的红卫兵们谁不记得那场规模空前的大串连？串连的往事和串连路上的漫天飞雪搅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记忆深处，大串连的日子，是和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提起它，当年的红卫兵们谁都能讲几个动情的故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这样的故事多如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