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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抬尸游行。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的红卫兵遭殃，女红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容》一书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宽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们一个个遍体鳞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们时刻提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地火地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主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奖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