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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清晨，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老虎”。陈伯达建议将这幅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来到北大，她装腔作势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江青继续讲话，她把话题转移到对联上：“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红卫兵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应该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辩论之中，中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江青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
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锋、戚本禹谈一谈。
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
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
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
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