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
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是很关照吗？”
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
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
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
“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倒下了。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
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