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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7·20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