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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