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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总理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伪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B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8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起几十个A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0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C派成员冲进某车间，D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0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6－1、“五·一六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