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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