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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困兽犹斗”一词的滋味了。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耸人听闻的口号和消息，如蝗虫般漫天飞舞。
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