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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四·一四”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儿驻防着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四·一四”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20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四·一四”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
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四·一四”派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四·一四”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四·一四”派红卫兵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
“四·一四”派红卫兵被断了最后一条路，98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个黯然神伤。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工宣队的到来，使清华园中的红卫兵两派暂时停止了厮杀，调转枪口，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工宣队。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甚至连一直同中央文革保持热线联系的蒯大富，这次也没任何人同他打声招呼。
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中央文革自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捕后，锐气大减，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了。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此刻都在力保自身，对毛泽东要派工宣队进驻，他们不敢反对，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出半个不字。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要收回小鬼的态度很坚决，红卫兵必须“复课闹革命”，是毛泽东多次强调了的，对此，谁也不敢违抗。
但是，工宣队的进驻，同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进驻，太相像了。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工宣队则针锋相对：“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派工宣队一说，蒯大富根本不相信。他从毛泽东的许多言论中体会到，毛泽东是善于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说教。因此，蒯大富迅速召集了几千名红卫兵，团团围住工宣队，要进行说理斗争。
工宣队人数上处于劣势，在红卫兵的包围下，他们只好紧紧将红宝书像护身符似的护在胸前，大声呼喊一些温和的口号，企图让红卫兵理解。
但是仍然有工宣队员被红卫兵推搡和扭打。红卫兵聚集起来，将工宣队员揪到自己这边，然后蜂涌而上，一阵雨点般的拳头，伴之于潮水般的辱骂，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转向。
打过之后仍没有完，工宣队员被拖回到红卫兵营垒里，扣作人质。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清华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工宣队的几位负责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悻悻地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讨教对策。
得到的答复是：暂时撤回。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雀跃——为自己的胜利，也为红卫兵的前途。
好景不长。5个小时后，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分七路向清华园挺进。清华大学红卫兵所组建的条条封锁线，顷刻间化为乌有。
大军压境，红卫兵只好撤退。他们退守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座最牢固的堡垒里，准备作最后的防守。
工宣队潮水般涌进了校园。
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四·一四”派红卫兵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科学馆内，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四·一四”派98名红卫兵拖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大楼。在工宣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到了安全区域。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却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负隅抵抗”。红卫兵不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一场暴风雨忽至，在倾盆大雨中，工宣队和解放军手挽着手，高声齐朗毛泽东语录，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
井冈山兵团组织起长矛队，迎着暴风骤雨，冲向工宣队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连续三次冲锋，都被人墙逼退回去了。
退回到营垒里，红卫兵继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大雨中，5名工宣队员倒下了。鲜血在雨水中飘动，像一朵朵梅花。
工宣队和解放军决定先拿下旧电机馆这个据点，以示最后的警告。
他们搬来一张张课桌，用头顶着，猫着腰，向旧电机馆进攻。乱石如雨点般打来，落在桌面上，咚咚作响。工宣队和解放军没有退缩，依然向前进攻。
黄昏时分，电机馆终于拿下来了。困在另一个据点大礼堂里的红卫兵见势不妙，赶紧武装突围。他们从大礼堂后门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蒯大富等红卫兵核心人物撤退。
清华园的百日大战，总算草率地划了个句号。
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毛泽东一锤定音
蒯大富撤出清华园后，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途中，吉普车翻车，一位女红卫兵被压断双腿，成了终生残废。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到昌平县后，他住进一家招待所里，正同当地红卫兵头头交谈，忽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
几分惶恐，也有几分安慰。在最困难的时候，见一见最高红司令，倾诉一下心中积蓄的委屈，是他此刻的愿望。
急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毛泽东端坐中央，发福的身体陷在一堆沙发里，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毛泽东的两旁，依次坐着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和谭厚兰已经先到了，他们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放着一个笔记本。
蒯大富走进小会议室时，感觉到气氛同以往有些不同。没有人说话，他进来时也没人打声招呼，蒯大富还发现，甚至连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神情严肃。
蒯大富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毛泽东仍在抽烟，他的身影，被深深掩埋在烟雾中。“怎么现在才来？”毛泽东问，口气中显然有一丝不满。
江青接过话头，冷嘲热讽：“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宣队的黑手？”
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
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毛泽东继续说：“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
毛泽东这么说，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会议还没开始就沉闷下来，几名红卫兵领袖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瞅着四周，考虑着怎样来应付毛泽东的这次召见。
康生咳嗽几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北大聂元梓首先发了言。在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一套颂词后，她的话渐渐转入正题：“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北大已无藏身之地。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一小部分人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
聂元梓的这些套话，在毛泽东听来，大而不当，有点不着边际。今晚的会议主题是：红卫兵如何对待工宣队问题。对红卫兵向工宣队搞武斗，毛泽东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讲一点具体的嘛。”
聂元梓停顿一下，面显难色。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接着说道：“实际上的情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处境艰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物和势力，向红卫兵发来明枪暗箭，制造种种阻力。现在，《新北大》发刊也困难了。有一些红卫兵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说，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有人插话说：“前几天，北大一次武斗打伤了许多人，地下室也关了不少，大约有300人。”
聂元梓望了望，说话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女秘书，她似乎在哪儿见过。
聂元梓的话结束后，蒯大富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发言。他比聂元梓来得直率，开口便说道：“是的，清华大学的形势确实不让人满意。”
蒯大富再次将目光投向毛泽东，试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我们井冈山兵团5000多名红卫兵，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其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声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蒯大富发言之后，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滨、北师大谭厚兰也相继站起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在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言期间，毛泽东一直静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似乎在观察，又似乎在思考。
接下来，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先后发言。在发言中，他们都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最后端出了这天召见的目的：校园内的武斗一定要尽快制止，要搞好复课闹革命。
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现在同学们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他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几位红卫兵领袖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讲话“行不通”。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说：“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
他停了一下，条理清晰地接着往下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