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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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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84%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仗,提起笔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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