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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
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汽车站而去。
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女儿出世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三十二岁，这在医生眼里已列入高危产妇，医生几次试图给我做剖腹手术，可妈妈总是认为自然生产顺乎自然规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剖腹。就这样，我在一切听其自然的心情下，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后来张艺谋告诉我，他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当别人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代表青年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
会后，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起名字。提了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军钊说：“今天是四月一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三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说也奇怪，从打末末出生以后，张艺谋在事业上就开始步步上升，连连获得成功。
末末四十天时，张艺谋回来了。他是趁《一个和八个》从河北外景地转往宁厦外景地的途中下车来看我们的。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多日来的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会抱，想模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傻样子，我心里真是惬意极了。
没想到第二天末末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急忙将她抱到医院去看，大夫怀疑小孩有心脏病，还问我们双方家里有无心脏病史，建议住院观察。我和张艺谋一听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办了住院手续。
张艺谋在西安只能呆五天时间，遇上了这事，他非常着急。每到下午探视时间，他早早就来了，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过了两天，末末的烧退了。医生也确诊她不是心脏病，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末末这次住院给张艺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之后，他再次回家之前，都要在来信中嘱咐我：“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他越来越自信
张艺谋要去陕北拍《黄土地》了。定时告诉我，西影要放《一个和八个》，他已和张子良（《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编剧）说好，到时通知我。我心里高兴极了，为自己终于能看到丈夫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自豪。这两年他在外面风风雨雨，艰难奔波，不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吗？我早一天看到他的作品，就能早一天体会到他的苦乐。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张子良来告诉我说，晚上西影放映《一个和八个》并说好他在厂门口等我，带我进去看。我随张子良顺着楼梯往三楼放映室走，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一个和八个》，因为那天下午厂里已放映过了一场。
张子良把我领到放映室的座位上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我坐在椅子上，虽然竭力作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耳朵去听别人的议论。
“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有人问。
“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应当刮目相看了。”另一个人说。
“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那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我后面的—个人激动地说着。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不知不觉就放映完了。放映室的灯刚—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大家对影片的肯定，因为营业影院里没有这种习惯，还以为西影的人都文明，对每部片子都采取这样礼貌的态度。
那天晚上，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脑子里老出现那—幅幅油画似的电影画面，似乎感觉到了张艺谋拍这个电影时憋的那股劲，下的那些工夫。我虽然说不出这个电影好在哪里，但我喜欢它，由衷地喜欢它。
张艺谋拍完《一个和八个》回家来时，带了一个剧本，我看到了就随手翻了翻。
“你看了这个剧本后，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问。我一时答不上来。
“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说完他自己笑了。
“噢，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的分镜头剧本是四个人共同讨论的，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何群、肖风他们困得去睡了，他和张军钊还在谈。一会儿张军钊也支持不住了，就说：“艺谋你把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些记一记。”往往是他们三个都熬不住，去睡了，他却还在苦思冥想，写着分镜头剧本，这个剧本他付出的最多。有好多后来大家评论有新意的场次转换等等，都是他提议的。通过这次验证，他对自己在电影方面的能力建立了信心。
我也感到，张艺谋在任何事上都越来越自信。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默默地有了要当出色导演的想法。
三色气球
一九八四年春节，张艺谋因拍《黄土地》要去北京。当时末末只有几个月，我不能远送，就陪他到汽车站。一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保养好身体，把末末带好，孩子有病要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去医院看，等等。我心中不免有些凄凉，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知道他也是为了事业去拼搏。在这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谁不愿意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
走出胡同口，远远看见一辆汽车就要到站，他赶快跑去是能赶上的。我心里更是一紧，他立刻就要离我而去了，真不愿意让他走，但又怕他误了时间，犹豫了一刹那，还是强忍着说：“你赶这趟车还能来得及。”他没有动，还是和我并肩缓步往前走，说：“不急，等下一辆吧”。我欣慰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的心情也和我一样。
走到车站，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嘱咐我。每次他走都是这样，出门时一定要把嘱咐过的话再反复叮嘱一番，似乎不这样他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喜欢他这样，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太少了，能多听听他说话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突然，他把肩上的背包交给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干什么，他已跑到马路上了。我极力在猜想他去干什么，是看到了熟人？还是想买什么东西？车到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提着他的包往后退了几步。等车开走，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