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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他却不理解和体谅我！
八月十七日我带末末去北京看姐姐，这难得的半个月假，不该白白浪费掉。姐姐很喜欢末末，她第一次见末末时，还是一九八四年底我们来北京住在甘家口的时候，那时末末还是一个男女不辨的小毛头，而这次却长成一个一走一甩辫子的小姑娘了。
一天，我带着她去雍和宫玩。车到了宽街，她说有点难受，我知道是晕车，就赶紧带她下来，那天是阴天，还时不时地下点毛毛雨，街上行人不多。我与末末正漫步走着，只听末末喊了声“爸爸”。我一愣，怎么回事，前后左右都看了看，没有人，刚想问她，只见路边竖着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画的是《老井》里孙旺泉和巧英在井下的镜头广告，画得有几分像张艺谋。我心里顿时觉得不是滋味，本来演《老井》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什么总把这些抱在一起的镜头当广告，难道别的镜头就代表不了《老井》吗？再说这次假期完全有条件一家人在一起呆几天，可他偏不，让孩子对着广告牌叫爸爸，想着这些，我逛景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
九月二日，张艺谋结束了山东外景地的拍摄，转点宁夏，中途来到姐姐家，一同来的还有顾长卫、杨凤良、张大维。他们声高个大，又活泼好逗，末末一下子被这四条大汉给震住了，无论他们怎么逗也不说一句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叔叔。坐了一会儿，他们三人走了，末末才活跃起来。
张艺谋给我、姐姐和姐夫大致讲了一下山东外景地的情况，说这次来北京是为女主角的合同问题。这个女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要开学了，学校叫回去，可戏没拍完，摄制组不能等，要下本钱把人借出来，当时张艺谋神情疲惫，嗓子沙哑，我问他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喊的，一天到晚的在现场喊，很累。”“那你就早点睡吧。”我给他铺好床，他就自顾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说今天事很多就匆匆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打来电话说：“今天奔波了一天，现在才完事，你说我还回不回月坛了（我姐姐家在月坛）？我现在宾馆。”
“你太累就算了，现在都十点多了，跑回来恐怕已快半夜了，今晚你早些休息，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陪我和末末玩两天。”
第三天下午，张艺谋提了一兜儿吃的东西，来到我姐姐家，他情绪很好，说事情都办妥了。还对我说：“凯歌邀请咱们去他女朋友家作客，女朋友的母亲是章含之。”我一听吓了一跳，对于这些名人我一向很敬畏，况且，还要去别人家里做客，我真有点怯阵，不由地脱口道：“免了吧，我就不去了。这两天有点感冒，在人面前鼻涕眼泪的怪丢人的。”张艺谋说：“凯歌特别强调要让你带着末末一起去。”我听他这样一说心里热乎乎的，就答应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陈凯歌总是尽量使我和末末多接触外界事物，我很感激他，心想如果张艺谋是这样时时刻刻都想着我和末末该多好啊！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久，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比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
10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开柜子找出张艺谋的干净衣服，随手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在开动洗衣机之前，我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不少东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做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地做着什么，直到两点的闹钟铃响过。张艺谋起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看到我的信没有？”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夜没有合眼
录完台词大约一周光景。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火气也很大。“那个男的什么都知道了。她说肯定是你老婆说的，我也觉得别人不可能。”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说：“她说是我说的，你就认为是我说的？她算什么，我看说不定，还是她自己说的，玩弄把戏，给你施加压力。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听你这些臭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说：“我现在回家去问，是不是家里说出去的，以后我就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在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晚上张艺谋回来了，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凶，很忧郁，和白天不大一样。
“你回家了？是家里说的吗？”我问他。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们都沉默着，他点上烟，慢慢地抽着，好一会儿才说：“如果是你或家里人说的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感到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借这事给我好看，整垮我。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像我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一样惊奇，因为我给外人的印象是个很正派的人。在中国，这种事就能使个人身败名裂……。我不认为有这种事的人都是坏人。她说她男朋友扬言要来西安找我算帐，我告诉她，叫他不用来西安，我会去北京会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家里让我把事情都推净，躲起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坏人。作为我，现在有的荣誉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干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好久，他的情绪颓丧到了极点。看看他那削瘦、灰黄，几乎失形的脸，我心中不由地怜悯起他来，就劝他说：“别再说了，别再同自己较劲了，你先睡吧，这样熬下去，你身体会垮的。”他扬起头深深叹口气，掐掉烟头，说：“我也感到自己早晚会大病一场。”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嘟嘟嚷嚷，“……她说她不想再上学了，她想给我生个孩子，……”我很气愤，但又怕伤了他，没再说什么，熄了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他叹着气睡着了，而我却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