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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到农村时带来了一支笛子。时不时也吹两下，他吹得还不错，可是他攻击我拉提琴以后，我就有意报复。一次我对他说：“吹的什么呀，简直像蹂了公鸡脖子。”他虽然没有马上扔开不吹，但能看出来，他也没有多大信心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下工回来，看见张艺谋和刘全两人嘀嘀咕咕。过了一会儿，张艺谋向我要我的大绿帆布书包，我问他干什么？他把手一摆，示意我不要声张。我先是不解，随后就意识到他们要干什么了。那几天在地里干活时，妇女们都议论哪个队的豌豆长得好，有人上工时口袋里就装着豌豆角，边吃边干，我早已馋得像什么似的。
他们走后，我和李广平合计，晚饭不做了，就等豌豆吃。等呀，等呀，天黑了很久他们两个才回来。张艺谋背了满满一书包，刘全用外衣兜了一大抱。哈，真是满载而归。口径二尺的大铁锅装得满满的，锅盖都盖不严。我和李广平正烧水煮，几个农民来串门，热情地打问：“咋才做饭？还没吃？学生娃们真可怜！”把我们吓了个半死不活，只好支支吾吾瞎应付。豌豆煮熟了，那味儿挺浓、挺鲜，我们生怕农民们嗅出来，恨不能捂住他们的鼻子，好不容易挨到他们走开，我们几个才放开胆子吃起来。豌豆皮怎么处理呢，我们又发愁了，还是李广平想了个主意，把豆皮塞进炕洞里，众人这才彻底放了心。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忙天”。队长派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场上脱粒机一开，就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有人抱着麦捆往脱粒机里塞，有人往外挑麦草，一环套一环，流水作业。一个稍稍怠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一两个小时下来，人人满头、满脸、满鼻孔、满嗓子都是麦芒的粉末。身上，尤其是两条胳膊被麦杆和麦芒划出道道伤痕，汗水一浸，又疼又涩。加上太阳光又毒，机器轰鸣，使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是稠乎乎的。一停机休息，大家就一下子散了开来，先是抢水喝，后是躺在麦草堆上喘气。每当这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发呆，我真有些受不了。
正当我情绪极为消极的时候，“麦客”的生活深深地震动了我。“麦客”是替人割麦子的，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平凉一带，是被饥饿和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的人。他们那里由于气候凉，麦子的成熟期晚于关中平原一个来月。当关中的麦子开镰时，他们那里的麦田远远不能收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这个季节就有成千上万的麦客来到关中平原。我们队也年年请麦客，有些麦客还和村里年长的人很熟悉。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就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嫌他们经常连吃带拿。有些农民说有的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去，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当地农民讲这些的时候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而我却觉得他们挺可怜。
后来我从接触过的麦客那儿知道，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由于土地瘠薄，连年歉收，他们在家很难填饱肚子。面条、馒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难遇到的美食，加上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就有人见饭而忘了命。
这个话题，我和张艺谋也议论过好多次，他脸上总是透出一种严肃和深沉。那段时间李广平不在，每天吃完饭后，张艺谋就到我房子里来聊天。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看，一本是日记本，一本是鲁迅的书。“这个日记本送给你吧。”“好，可是本子上写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你看吗？”他举起那本鲁迅的书问，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鲁迅的书我看不太懂。”“我也一样，只是没有别的书可看。不过，看后总觉得它能给人许多启发，使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更准确的认识。”接过书，我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书，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离我很近，慢慢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心跳了，能明显地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只觉得心慌意乱，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面对面站了许久。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他也显得拘谨不安。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刘全在窑里喊他，他才轻声说了句：“我走了。”我没有说话，也没看他，只是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梳头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见自己的脸，走出屋子更不敢去看他的脸和眼睛。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处得更加自然起来。他的衣服脏了由我来洗，破了由我来补。他的衣服特别爱破，尤其是袜子。他穿的都是那种黄线袜，三两天就得补。那袜子上补钉撂补钉特别难补，针好半天也扎不过去。每到我歪着脖子给张艺谋补袜子时，李广平就在一边笑。我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李广平笑我，而是觉得张艺谋穿这种袜子脚会怎样的难受，这种袜子又会怎样折磨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心。
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我家的成份不好”
紧张的麦收过去了，刘全和李广平回到西安，知青点上只留下我和张艺谋。一天我们在他窑洞里说话，说到很晚。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他讲，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地从那严厉中感觉到一种疼爱。……
说到深夜，我们两人都坐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不愿意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接着又谈到三年困难时期。张艺谋说他家里那时候，几乎顿顿是煮一锅萝卜菜，只在萝卜汤里拌几把面。一掀锅盖，满屋子的萝卜味。直到如今他一闻到煮萝卜味就恶心。他还讲到了他的奶奶。说小时候奶奶给他们烙饼吃，偶尔不慎烙糊了，嫌把糊的扔掉太可惜，很心疼，不扔又怕孙子们不吃，就哄他们说：“小孩吃了糊糊馍拾钱哩。”看着他们吃了后，就故意在水桶呀、簸箕呀、条帚呀下面放一角钱，然后让他们去打水，扫地。他们一拿起这些用具就能拾到钱，老少皆大欢喜。
听着这些既使人心酸，又觉得有趣的故事，我更加心疼和依恋他了。我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心里有许多安慰的话，但不知如何说才好。突然，他一挺身坐起来，“叭”他拉灭了电灯，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又急又热，直烫我的脸。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应该对你说的。”我的心“格登”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可怕的事从他嘴里吐出来，我想看他的脸，找一点征兆，可是窑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家的成份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这些字眼在当时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的想象来要轻松得多，我总以为会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就嘘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他没让我说下去，继续激动地提高声音：“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我拼命地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不会，”他近乎粗暴了。“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我倒在一旁哭了，我也哭了。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亲吻他，想用我的爱，我的柔情来温暖他冰凉的心。我只觉得他的脸特别烫，气喘得越来越粗，就十分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难受。只是害怕深不见底的将来。与其将来不得不分手，还不如现在你就别理我。你回西安去吧，你明天就走吧！”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你。”我更紧地搂着他，我俩的泪水融在了一起。他吻着我，发狂地吻着我。我觉得他全身在颤动，不可遏制地颤动。突然他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下面的腰间摸索。我本能地一下子松开了搂着他脖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那只胳膊不让他动。他的情绪反而更激烈了，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他一下子怔住了，木然不动。半晌，他才慢慢抽回了手，慢慢地坐起身子，轻轻地打开了灯。我揉着被灯光刺得难受的泪眼也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喃喃地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是不是？你现在真该不理我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摇摇头。
“明天你一定得走！”
我还是摇摇头。
他接着说：“你实在不走，我走。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队长，要求到水利工地去，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这句话像雷一样把我震懵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水利工地的活儿，特别重，连队里的壮劳力都吃不消，没有人愿意去。我绕过他的背，面对他蹲下来，手摸着他的膝盖，扬起脸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水利工地？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一块留在队里？”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头钻进被窝里，泪水不住地淌，淌得满脸满脖子都是。我为自己哭泣，也为他哭泣。我整整哭了一夜，泪水把眼睛浸得酸痛。天亮了，也没起床，我不想去上工，害怕妇女们看见我哭肿的眼睛后说三道四。
突然，听到张艺谋和队长说话的声音。我心头一紧，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