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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多数人类社会的孩子一直要到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才能在经济上自立或者说成为自食其力的成年入。在此之前，孩子仍然依靠他或她的父母过活，主要靠母亲，因为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母亲要比父亲对孩子的照顾多。父母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采集食物，教孩子制造工具，而且在于在部落中给孩子以保护和地位。传统社会中，无论父母哪一方早亡都会令孩子的生活陷于困境，即使父亲再娶或者母亲再嫁，由于与继父母的遗传利益可能发生冲突，仍会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父母双亡的小可怜，如果没有人收养，他（她）的境遇会更困难。
因此，一个采猎群体中的母亲如果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如果她不能活到她最小孩子的少年时期，她就蒙受着丧失她对这些孩子的遗传投资的风险。女性绝经期暗藏的这一严酷事实还预示着另一个同样残酷的事实：因为母亲生育孩子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每一个孩子的诞生都直接危害着他的兄姐。而多数其他动物则不存在这一忧虑。例如，对401头怀孕的雌性猕猴进行过一次研究，只有1头死于生产。而传统人类社会中，生产的风险很大，而且随年龄递增。即使在富裕的20世纪的西方社会，40岁以上的女性死于生产的概率也要比一个20岁的母亲高7倍。但是新生儿给母亲的生命造成的风险，不仅仅生产时死亡这一直接风险，还因为母亲要哺乳、照料幼儿、努力劳动养活更多孩子以致于筋疲力竭，后者也是一个间接、迟到的死亡风险。
另一个严酷的事实是，高龄产妇养下的孩子本身存活和身体健康的概率比较低，因为流产、死胎、早产和遗传缺陷的风险随年龄递增。例如，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的概率与母亲的年龄相关，30岁以下的母亲，孩子患病的概率为1／2000，35一39岁的母亲，这一概率为1／30Q，母亲43岁，概率为1／50，如果母亲在45岁以后生育，那么胎儿1／10会患有此病。
因此，女性年事越高，她可能孩子越多，她花在照顾孩子上的精力也越多，每一次怀孕生育，都是将她所付出的越来越多的投资推到危险的边缘。而她在分娩时或者分娩后死亡的可能性，以及胎儿或婴儿死亡或受损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实际上，高龄产妇风险多、收益少。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女性的绝经期合情合理，也能解释女性少生育一点孩子会有更多的孩子存活这一矛盾。自然选择之所以没有为男性安排绝经期，是因为三个更为严酷的事实：男人从不会死于生产，也绝少死于性交，他们也不像母亲那样殚精竭虑、劳神费力地照顾婴儿。
因此，如果假定一个没有绝经期的年老女性死于生产或者照看婴儿，比起她早先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投资，那她浪费得更多。因为一名女性的孩子们最终也要开始生儿育女，这些孙辈们也构成了她先前投资的一部分。尤其在传统社会，女性生存的价值不仅对于她的儿女们是重大的，对于她的孙辈也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家克里斯股·霍克斯研究了女性在绝经后期所担负角色的扩大，她对男性角色的研究我曾在第五章 中讨论过。霍克斯和她的同伴们对坦桑尼亚哈德扎采猎部族中不同年龄女性搜集食物的行为作了考察。绝经后的女性将她们的多数时间用来采集食物（尤其是根茎、蜂蜜和水果）。少女和新婚少妇每天仅仅花3小时采集食物，带孩子的已婚妇女则用4．5小时，而那些勤劳的哈德扎祖母们每天竟然劳作7小时，令人肃然起敬。你也许会猜想，劳动收获（以每小时采集到的食物计量）会随着年龄和实践经验递增，成年女性的收获应当高于少女们，但有趣的是，这些祖母辈女性的每小时收获仍和青壮年女性相当。固定的劳动效率加上更长的劳动时间，意味着这些绝经后的祖母们每天的劳动所得要比任何一个年轻些的女性都要多，尽管她们大量的收获远远超出自身的需要，而且她们也没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养活，但这些祖母们仍然劳作不辍。
霍克斯和她的同伴们观察到哈德扎老祖母们将她们富余的食物与近亲分享，如她们的孙辈以及成年子女。作为将食物能量转化为婴儿体重的策略，年长的女性会选择将食物提供给她的孙辈和成年的子女，而不是养育自己的亲生幼儿，因为虽然年长的女性仍能生育，但其生育能力总是日渐衰退，而她的子女则茁壮成长，处于生育高峰期。当然，传统社会中给亲人们提供食物并不是绝经后的女性们唯一对子孙后代繁衍的贡献。祖母还能代孩子母亲照顾第三代，这样她的成年子女们就能有时间和精力生养更多的孩子，她的基因携带者人数也因此不断增加。此外，如同庇护儿女一样，祖母们自身在部落中的地位同样帮助着孙辈。
如果谁能扮演上帝或者达尔文的角色，来决定究竟是让老去的女人们经历绝经期还是继续保持生育能力，那他应当列出一份得失表，一栏列出绝经的收益，另一栏是绝经的损失，相互比较。绝经的损失是女性因为绝经而可能少生育一些孩子，而预期收益包括：免除了与日俱增的生育风险，提高了以前生育的子女以及孙子女的存活率。收益的具体大小取决于许多具体细节：生产和生产后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这一死亡风险和年龄的正相关性如何？没有生育负担的同年龄女性的死亡风险多大？绝经前生育能力和年龄的负相关性怎样？如果一个女性不经历绝经期，生育能力随年龄的衰退速度又是怎样的？所有这些因素在不同社会中必定也不易估算。所以尽管我讨论了这么多，人类学家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投资于第三代，保住对现存子女的已作投资是否足以抵销绝经现象对于生育更多孩子带来的损失？因此，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人类女性绝经现象的进化史。
但是，有一点几乎无人注意，绝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在文字出现以前，老人们在整个部落中具有重要意义，从人类起源直到公元前3300年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全世界所有的人类群体无不如此。人类遗传学的教科书向来断言，自然选择总是包含着致人衰亡的突变。大概自然选择真的不能消除这类突变，因为看来老年人“不再有繁育能力”。但我深信，这些断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使得人类有别于多数动物。如果从一个人不再能惠及其后代的生存和繁衍这个角度来看待“不再有繁育能力”，那除非一个遁世者，否则任何人都不符合这一点。当然，我承认有一些野生猩猩很长寿，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它们可以定义为“不再有繁育能力”，因为猩猩要么是母亲带着幼息，要么就是独居生活。我也承认老迈的男女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贡献，对于老年人自身和社会上的其他人来说，有随年龄减少的趋势——实际上这是当今老龄社会提出的大量问题中的一个新现象。今天，现代人的多数信息是通过书籍、电视或者收音机获得的，但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中，老年人被视作信息和实践经验的宝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简直不可思议。
举一例以说明老年人的这种角色。我在新几内亚和邻近的西南太平洋岛屿上研究鸟类生态学时生活在这样一群人中间，他们没有文字历史，使用石器，以耕作和渔业为生，也常常以打猎、采集来补充生计。我总是请村民们告诉我，当地这些鸟类、动物和其他植物在土语中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他们对这些物种知道的一切。我发现新几内亚人和太平洋岛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传统生物学知识，他们知道1000多种物种的名称，还了解每一物种的生活环境、行为、生态以及对人类的用处。所有这些知识都非常重要，因为野生动植物历来是当地人食物的重要来源，而且当地人所有的建筑材料、药品和装饰品都取自这些动植物。
很多次，当我问及一些少见的鸟类，我发现只有老猎人才知道答案，可是最后我的问题把他们也难住了。猎人回答道，“我们要去问老人”。于是他们将我带到一个草屋边，草屋里住着一个很老的老头或老太太，常常是因白内障双目失明，几乎不能走路，掉完了牙，除非别人嚼好了食物喂他（她），否则难以进食。但这个老人是整个部落的图书馆。因为当地社会没有文字历史，对于当地环境这个老人比别人知道的都多得多，而且只有他（或她）才能讲述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的细节。老人也知道那种罕见的鸟儿的名称以及相关情况。
这样的老人积累的经验对于整个部落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1976年我登上了所罗门群岛中的瑞内尔岛，它位于西南太平洋的飓风地带，当我问到鸟类吃些什么样的果子和种籽时，我的瑞内尔助手提供给我几十种植物的土语名称，并且列出鸟类和编幅类食用的每一种植物的果实，并说明哪些果实人也可以食用。这些食用评定分三类：当地人从来不吃的；当地人常吃的；当地人在饥荒时才吃的，例如在hungi kengi（这是我反复听到的一个不熟悉的瑞内尔词语）过后食用。我后来搞清楚，这个词语是指现存记忆中曾经袭击该岛的飓风中最具破坏力的一次（根据某些有年代可查的事件推断，这次飓风显然是在1910年左右）。飓风hungikengi摧毁了瑞内尔岛多数森林，破坏了庄稼，将人们逼入饥饿的深渊。岛民们靠吃那些平时不吃的野果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这样就需要详尽的知识，知道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无毒的，用食物加工手段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去除毒性。
由于我死缠那个中年瑞内尔助手不断询问果实的可食性，他将我带进了一个草屋。当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暗淡的光线后，我看到在屋子的后部又是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妇人，没有人扶着已经不能走路了。在飓风hungi kengi过后，庄稼重新收获以前，人们寻找着安全又有营养的植物来果腹，这个老太是当年亲身经历过这一切，而今硕果仅存的一位。老妇告诉我，飓风hungi kengi到来时她只不过是个小丫头，远未到成婚年龄。因为我在瑞内尔岛考察时是1976年，而飓风大约是在1910年，约66年前横扫当地的，所以这位老人大约已经80出头了。她能从1910年这场飓风中幸存下来，是多亏了在hungi kengi以前一次大飓风中幸存的老人保存的信息。现在，她的部落人拥有战胜另一场飓风的能力，依靠的是她本人的记忆，幸好她还能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切。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传统人类社会中，危及个人生存的小灾小难时有发生，而且还会面临危及群体中所有人生命的罕见天灾或者部落间的战争。但是在传统的小型人类社会中，每个成员实际上都是血脉相通的，因此传统社会中老人们不仅对于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他们对于几百个互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的生存也有重大作用。
如果一个人类群体拥有一些记得上次像飓风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