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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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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鹰魅影】整理
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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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乾隆十三年
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ISBN:978…7…5141…1926…8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图书》历史》中国史》明清史
编辑推荐
★《乾隆是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扛鼎之作
★《乾隆是十三年》清史所三十余年研究成果
★《乾隆是十三年》**时代气息人文历史著述
★《乾隆是十三年》这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史
内容推荐
乾隆朝历史相当久长,所以不能不作分阶段的研究。本书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可以说,此书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乾隆。
作者简介
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曾出版《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思想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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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今年夏季雨水特别多,继一场特大暴雨之后(各位还记得那场大雨吗),7月28日,在一个依然预报有大雨的日子里(结果没下),“凤凰”借助万圣的宝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讨论《乾隆十三年》。
  这次访谈的内容,迟迟才能发表。
  依稀记得,嘉宾秦晖对小书说了不少好话,也有若干批评。
  当他被问到对黄仁宇的看法时,秦晖说,黄仁宇当然也很伟大,“其实我倒觉得王凌兄的水平要比黄仁宇的水平要高”……
  这真使我吃了一惊。
  从未敢想,也想不到也。
  几位嘉宾最主要的批评,好像不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而是我认为传统政治并不是“专制”的说法。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都不能认同我的说法。这多少有一点遗憾。
  因为“专制”云云,在我看来,不过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目的即要你自始就抬不起头来,与西方政治不能站在一个“对等地位”,就要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诸位以为?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1735年10月7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蜚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饰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的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褶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3'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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