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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乾隆十三年
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ISBN：978…7…5141…1926…8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图书》历史》中国史》明清史
编辑推荐
★《乾隆是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扛鼎之作
★《乾隆是十三年》清史所三十余年研究成果
★《乾隆是十三年》**时代气息人文历史著述
★《乾隆是十三年》这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史
内容推荐
乾隆朝历史相当久长，所以不能不作分阶段的研究。本书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可以说，此书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乾隆。
作者简介
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曾出版《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思想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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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今年夏季雨水特别多，继一场特大暴雨之后（各位还记得那场大雨吗），7月28日，在一个依然预报有大雨的日子里（结果没下），“凤凰”借助万圣的宝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讨论《乾隆十三年》。
这次访谈的内容，迟迟才能发表。
依稀记得，嘉宾秦晖对小书说了不少好话，也有若干批评。
当他被问到对黄仁宇的看法时，秦晖说，黄仁宇当然也很伟大，“其实我倒觉得王凌兄的水平要比黄仁宇的水平要高”……
这真使我吃了一惊。
从未敢想，也想不到也。
几位嘉宾最主要的批评，好像不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而是我认为传统政治并不是“专制”的说法。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都不能认同我的说法。这多少有一点遗憾。
因为“专制”云云，在我看来，不过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目的即要你自始就抬不起头来，与西方政治不能站在一个“对等地位”，就要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诸位以为？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1735年10月7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蜚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饰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的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褶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3＇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