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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用心写了一副联语送去。朱其慧将联语一读：栽数盆花知世间冷暖，蓄一池水观天地盈虚。心中惊道：此人真有宰相胸襟！遂满心喜悦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年，朱其懿又以兴学有功向巡抚赵尔巽保荐他出国留学，熊希龄又得以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继续在常德任教。朝廷赦免戊戌年政治犯，他开复了功名。今年春天又恢复了庶吉士的官职，熊希龄喜气洋洋地带着夫人晋京供职。他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办事的才干很快得到内阁的赏识，这次被圈定为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重要随员。
熊希龄也正为这批尸居余气的考察大臣们犯愁：若叫他们去欣赏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可胜任，要他们去考察政治，回来后还得递交报告，他们如何有这种才于！亏得徐世昌、戴鸿慈也料到了这一点，到底是翰苑前辈，能未雨绸缪。
熊希龄从上海搭坐山本丸，六天后便到了横滨。他不知道梁启超的住处，没在横滨停留，随即转车到东京。熊希龄办的是公差，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又用小轿车把他送到田中龟太郎家门口。
汽车喇叭声把田中唤了出来，司机用日本话问：“支那杨度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公使馆有人找他。”
田中点点头。熊希龄从后座钻出来，胳膊里夹了一个大公文包，用不太流畅的日本话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当时小轿车在东京还不多，能够乘坐小轿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清廷公使杨枢为摆阔气，高价买了一辆小轿车，为他和朝廷来日本的要员服务。田中心想，来找杨度的人虽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清贫的留学生，从没有坐小轿车来访的客人。见熊希龄一派气宇轩昂的样，估计可能是公使馆的公使，于是两手垂直放在膝上，深深一子弯腰，极有礼貌地说：“公使先生请进，杨先生在家。”
熊希龄说：“我不是公使，我是他的朋友熊希龄。”一边对着室内说，“皙子，我来看你了！”
这天，恰好杨钧约了代懿来到哥哥处，三人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杨度忙出门。熊希龄赶紧迎上去，笑着说：“还认得我吗，当年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
自从那年在时务学堂晤面以来，七年多了，杨度再也没有见到过熊希龄，不料今日在这里相见，杨度大喜过望，亲热地抱着他的肩：“秉三兄，是你呀，快进屋！”
代懿和杨钧也出来了。代懿走上前说：“熊翰林，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送到日本来了？”
杨度伸开手，对熊希龄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王季果，那年他和我一起去过时务学堂。”
熊希龄忙说：“记得，记得，湘绮先生的四公子。”
又问代懿：“老太爷有信来吗？身体还好吗？”
“托福，托福。”代懿连连点头，“家父身体还健旺。”
杨度指着杨钧说：“这是舍弟杨钧，字重子，到日本来两年了，现在弘文学院攻读东洋美术。”
杨钧有点腼腆，红着脸说：“熊翰林好。”
熊希龄握着杨钧的手，笑着说：“芝兰玉树，俱生于贵府庭阶。”
大家都笑起来，一起进了屋，杨钧为客人斟上茶。
“秉三兄，你现在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随从大员，怎么有空到日本来，莫非为五大臣打前站来的？”待大家都坐下来后，杨度首先发问。
“五大臣出洋考察事，你们知道了？”熊希龄想，东京的消息真快，此事在国内除通都大邑外，一般州县都还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知道，刚才我们还在谈论哩！”代懿说。
杨钧说：“熊翰林你好运气，可以免费周游列国。”
熊希龄说：“国内朋友们也这么恭喜我，我自己倒并不怎么得意，反而觉得这件差事不好办。”
“好办，好办。”杨度说，“你可以，也应该把这件差事办得相当漂亮！”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三天前东京所有华人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登了出来，还有好几家日文报纸也作了报道。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这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杨钧、代懿来此，也正是要和哥哥谈谈这件事。
杨钧一向淡于政治，对此事期许不高。代懿近来受革命党影响较大，对朝廷失望。只有杨度从里到外都对这件事有极高的兴趣。上次在武昌，张之洞告诉他国内有些重要的官员都倾向于君宪。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已获得了慈禧太后的赞同，在国内政治中占了上风。对于一贯主张君宪的他来说，已意味着一个大可施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甚至想到了立即回国，转念又想，像现在这样的身份回国算什么呢？算一个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算一个宪政方面的专家？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以如此身份回国，与素日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他期望着自己在日本声名显赫，不仅为留学生界，也为日本政界所倾服，因此而声动九重，由慈禧太后、皇上亲自下诏书，派亲贵大臣或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前来东京，将他迎回国内，然后安车蒲轮载入紫禁城。太后、皇上率文武百官下阶迎接，宣读诏命，授予大学士，主持全国宪政事宜。那场面，就好比当年燕昭王拜郭隗、汉高祖拜张良一样。而现在呢，他明白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郭隗、张良那样的声望，不可能指望帝后拜为大学士，必须提高自己的名声。
这几天他设想过，要提高政治声望只有组建政党，为组建政党而做的最好准备，就是创办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如同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孙中山黄兴办《民报》一样，在报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招来和集结同志，以自己为领袖的政党便会很快建立。报纸的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中国新报》。前几期的重头文章也有了，那就是分章刊登自己的皇皇巨论《金铁主义》。这个主义即为将要组建的政党的宗旨。它既区别于孙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又不同于康梁保皇党的开明专制，它要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来赢得人心，扩大队伍，最终执掌中国政治之牛耳。办这个报纸并不难，自己胸中已积蓄了许多大文章要写，又有二万银元在银行里作坚强的后盾。他把一切都设想得很美妙。激情澎湃的年轻政治家，沉浸在流亡岁月中最为亢奋最为狂热的日子里。
“难啊！”熊希龄叹了一口气。“皙子，你不知道，出洋五个大臣，除开徐世昌是个明白人外，其他四个，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都是个‘宝’。”
“宝”，是湖南方言，含有呆、愚、戆、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等多层意义。杨钧、代懿都笑了起来。杨钧说：“当大官的，哪个不是‘宝’？我看光绪皇帝，就是第一个大‘宝’。”
“所以章太炎骂他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骂得好极了。”代懿补充后又感叹一句，“梁启超号称会掉书袋，我看章太炎的书袋比他还掉得好，同盟会里的人才真是多！”
杨度说：“据说载泽是皇室中的开明派，端方是满人中的才子，应该是能办事的呀！”
“徒有虚名而已。”熊希龄摇摇头说，“我讲个事给你们听。那一天载泽在国公府里摆酒，请了不少皇家子弟和大官们吃饭。客人们纷纷向他敬酒。载泽举着杯子对大家说，在京城见到外国人，听他们讲话时咕噜咕噜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含了珠子在口里才这样。他们都是使官，我不好叫他们把珠子吐出来。这次到西洋后，我可以叫他们普通老百姓把珠子吐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照他的样子买一颗含在嘴里，学外国话就容易了。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贝勒衔镇国公、堂堂正正的黄带子的见识！”
杨钧、代懿哈哈大笑起来。杨度也觉得好笑，说：“这是别人编出来臭他的吧！”
“哪里的话！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那天也去吃酒了，亲耳听见的。你们看，这样的人出去考察政治，能够考察个什么出来！”熊希龄的湘西官话气势很足，像是发怒似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荒唐，就是五个大臣中没有一个懂外国话的。话都听不懂，还能谈别的事吗？”
“秉三，你这就要求高了。我们国家当官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懂外语。如果以懂不懂外语作为标准的话，那就一个官员都不能派了，只能派留学生。”杨度马上反驳，“当年李鸿章遍访欧美十多个国家，他一句洋话都听不懂，还不照样把事情办了。这要靠翻译，靠你们这些随员呀！”
“皙子，你这话有道理。不过，李鸿章当年出访，公使馆事先把事情都办好了，他只是签字画押，出席酒会罢了。可这次是去考察，考察别人的政治、宪法，翻译和随员中也没有人懂这些。好比拿我来说，我日本话可以说，日本文字可以看，但日本数百部法典，我就一点都不懂，我就不算一个合格的考察随员。”
熊希龄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杨钧的尊敬。他说：“熊翰林，你是个明白人。我国官场中能明白地看出自己不足的人真是太少了，一顶乌纱帽戴在头上，就仿佛变得比别人都高明了似的，其实许多做官的，比起我们石塘铺的作田人还要蠢三分。”
“你说的也是实话。”杨度起身给熊希龄斟茶，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次考察各国政治，是件很好的事情，全国全世界都在望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今后君宪的成败。”
“皙子，正是你这句话，所以我专程来到日本找你，是想请你为此次考察宪政的成功帮一个大忙。”熊希龄站起来，恳切地望着杨度说。
“找我帮什么忙？”杨度问。这句话也提起了杨钧、代懿的兴致，他们都专心望着熊希龄，静听他的下文。
“我这次来日本，是奉了徐侍郎徐世昌的命。徐世昌说当今中国研究各国宪政的有两个专家，一个是梁启超，一个就是皙子兄你，两位都是不世之才。”
这“不世之才”四字是熊希龄临时糊的一顶高帽子，果然起了作用，杨度听了很得意，嘴上说，“徐世昌还晓得点事！”
代懿插话：“秉三兄，听人说徐世昌是靠了袁世凯的力量才当上兵部侍郎的，有这事吗？”
“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全是。”熊希龄答，“当年徐世昌落魄的时候，袁世凯看出他是个人才，与他拜把结兄弟，又资助他进京会试，徐世昌一举中进士点翰林，靠的他自己的真才实学。进翰苑后官运不济，袁世凯邀他去小站。后来袁做了直督兼北洋大臣，保举他为国子监司业。从那以后便年年升官，先是商部右丞，后署兵部侍郎，又奉命在军机上行走，又正式授兵部侍郎，短短几年间，便由正七品升为正二品，官运之好，如有鸿星高照。”
代懿说：“你们看，这还不都是袁世凯起的作用？袁世凯现在是除了慈禧就是他了。”
“也不尽是。”熊希龄笑着说，“徐世昌学问好，会办事，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修养、风度都是朝廷大员中数一数二的。听说袁世凯向慈禧推荐他时，慈禧说叫他来看看。一见面，太后便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哟，这是个美男子呀！”
一句话，招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杨度想起那年初见徐世昌时，也曾为他的仪表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