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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特为从东京写信给午帅，请午帅宽免你。”
孙毓筠在东京久闻杨度大名，但从未见过面，更无交往，谈不上朋友。不料杨度此时从万里之外致书端方，孙毓筠对杨度顿生感激之情，觉得杨度真正是个好人，难怪能在东京留学生界中有很高的威信。
“午帅说，像杨度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是为国为民着想的人。他只谈政治革命，不谈种族革命，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可以 称得上真知灼见。午帅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好友的一番厚意。”
杨度致书说情一事给孙毓筠很大的震动。他对杜三说：“杜三叔，你去告诉端中丞，我要好好想想。”
“是要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大哥我一声，大哥一定替你帮忙。”
杜三说完出了门。
孙毓筠在舒适的小院落里整整想了一天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
假若这次策划新军成功，起义发动了，把个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自己或战死或被捉杀头都值得，因为那将作为一个壮烈牺牲的暴动领袖而播于人口。而现在事情未成，就这样悄没声息地被处死，那就太不值得了。若能活下去，就应该力争活下去，政治革命也罢，种族革命也罢，总之都是革命。放弃种族革命而不放弃政治革命，也不能算背弃革命，因而也就不能算叛徒。既不变节，又能得宽免，为什么不干呢？再说，杜三的话也不无道理，并不一定非要行种族革命不可，政治革命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今后出去了，一定要去拜见杨度，当面请教救中国的道理。想到这里，孙毓筠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要身边侍候的人向端方察告愿写供词。端方见杜三游说成功，立即派人送来一套名贵的文房四宝以示关怀。
孙毓筠花了十来天时间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思想做了一番清理，写了一份长长的供词。他先叙述自己的家世，然后写由科举功名转向佛学研究，再由佛学研究转向种族革命，继而终于明白了政治革命才是救国的正确选择。最后他向端方建言，以改良政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革命派，固然大有人在，而以推翻满人政权实行种族革命的人士也不少，为朝廷计，为午帅计，对行种族革命的人不宜株连太甚，否则将激起更大的反抗。宽赦革命党人，才是消弭祸变的办法。为了让朝廷和端方更加放心，他在供词的结尾部分表示，此番获释后，他将披发入山重新研究佛学，妻儿财产既无所恋，世事纷争亦不再与闻。
端方依照这份供词向朝廷报告，鉴于孙犯已改变立场，宜从轻处罚，判囚禁五年。实际上，端方在总督衙门后花园里收拾一间小房子，将孙毓筠安置在这里读书。杜三告诉孙毓筠，应将端午帅有意保全的良苦用心告诉族叔祖。于是孙毓筠写信给孙家鼐，详告一切。同时又给杨度写了一封信，向他致以谢意，并表示出去后一定拜他为师钻研宪政。而此时的杨度，正面临着生命航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二 千惠子的眼泪，滕原勾画的蓝图。准备回国的杨度的心迷乱了
自从清政府向中外宣示预备立宪以来，海内海外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宪法制定了，君权受到限制，民权得到扩大，政治得以改革，经济随之而发达，军事随之而强大，贫弱落后的中国很快就像日本、德国、英国一样地强盛起来了。他们更加自觉地鼓动民众拥护朝廷，劝说持革命排满主张的朋友放弃武装暴动，一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促进国家的进步。不久，厘定后的新官制名单公布，十三个军机处大臣及部务大臣，满七蒙一汉五，全国哗然，不少立宪党人也深为失望。但尽管如此，大部分立宪派仍盼望朝廷能将宪政推行下去。
立宪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一面大量撰写关于立宪政治的理论文章，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刊登，一面联络同志组建新党。在蒋智由、陈景仁等人的活动下，１９０７年夏季，一个名叫政闻社的党派成立了。梁启超写了一篇政闻社宣言，公开发表，向世人宣示他们所持主义的四大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规定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同时郑重声明，政闻社决不干犯皇室的尊严，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只是履行立宪国家的国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公权。
政闻社反对革命讨好朝廷的态度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怒，当他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张继率领四百多个同盟会会员捣毁会场。有人脱下脚上的皮鞋击中了梁启超的脸，梁吓得夺窗而逃。会没开完就散了。
杨度虽然没有参加政闻社，并且对蒋智由等人在组党过程中谋私的行径多有不满，但对张继和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如此野蛮的行为非常反感。他愤而致书张继，谴责张带头破坏集会的本身便是违背宪法。杨度责问张继：“如果让你们这样的人今后成了功，那岂不是以暴易暴，百姓还能有自由吗？”
张继笑杨度书呆子气十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杨度和他断了交。
这时国内拥护朝廷预备立宪的团体也相继产生。江浙一带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主持这些团体的人都是文化界或实业界的名流，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官场对他们也优礼有加。这一天，方表特来告诉杨度，梁焕奎、范旭东等人正在酝酿成立宪政公会，有拥戴杨度为会长之意，问他肯否回国筹办。方表字叔章，湖南长沙人，弘文学院的留学生，因常给《中国新报》投稿，鼓吹君宪，受到杨度的赏识，彼此成了好朋友。年初杨度发起建立了一个名为政俗调查会的组织，方表是会中的活跃分子。
杨度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动了起来。这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原先那个一回国便主持朝政的理想与现实脱离得太远了。
首先是《中国新报》令他沮丧。报纸刚创办时，由于他的《金铁主义》在每期上连载，引起人们的注目，读报买报的人不少，来势很好。但《金铁主义》一登完，再没有重头文章接着上，报纸的影响便立即下跌。稿件虽不缺，但好文章却不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都投了《民报》，宣扬立宪的文章都被《新民丛报》搜罗。杨度自己要操办杂务，不可能腾出时间再写大文章，幸赖方表、陆鸿达、杨德邻等人还能时常有点够分量的文章，才使得报纸维持了下来，然而当初所希望的目标却没达到。由于销量不大，经费亏损厉害，古倭刀所换来的银元用得差不多了。虽说只要开口，滕原先生一定会支助，但杨度不愿开这个口。
再就是政俗调查会也不兴旺。杨度办政俗调查会，名义上是调查日本的政治和民俗，实际上是把它作为推行金铁主义的政党来办。但是，留学生中那些热心政治愿意参加会团组织的人，不是被同盟会招去，便是被梁启超的宪政会网罗，投靠政俗调查会的不过寥寥十余人，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党派。
看来在日本再呆下去，也难以蓄养更大的名望，不如回国去为好。主持江浙鄂等省立宪会的人，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都是大名士，若出任湖南宪政会会长，社会名望也自然不低。梁、范都是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依仗他们的财力将湖南的宪政会办起来，再出面联络各省，自己不就成了全国推动宪政的在野领袖么！想到这里，杨度激动起来，他觉得应该立即收拾行装买舟渡海。他轻轻哼起了杜少陵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圣当年渴望回乡的狂喜给他平添豪情。他走到墙边，将挂在墙上的《湖南少年歌》取下卷起。这是他寓居东京四年期间最得意的一部作品，他要将它带回国去，张挂于故乡的书斋里。卷着卷着，耳畔忽然响起了甜甜脆脆的少女的声音：“爷爷，这篇歌行写得真好！”这不是千惠子的话吗？
几年来，每当自我欣赏《湖南少年歌》的时候，杨度的耳边便会响起这句话来，它给他无限温馨和美妙的回忆。每当这时，他整个身心都会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感觉之中。而现在要收起它回国了，这岂不意味着将要与千惠子永远地分别？富裕强盛的日本国，繁荣美丽的东京城，杨度可以一拔脚就离开，毫不留恋，因为它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热情友好彬彬有礼的日本朋友，他可以鞠躬告别，不多牵挂，因为毕竟各有各的事业；共同战斗友谊深厚的留学生，他可以暂时分手，无须话别，因为毕竟不久尚可在国内重逢。只有她，千惠子，却令胸怀大志而又多情多意的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难以割舍。今后的岁月里，怎么可以见不到她的倩影，听不到她的笑语？这简直是不能想像的事！卷起的《湖南少年歌》又松开了，从手中掉落到榻榻米上，几分钟前激动狂热的杨度陷在不可解脱的痛苦之中。
杨度明白，他深深地爱着千惠子，千惠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只是四年来谁也没有把这层纸捅穿罢了！有一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田中老先生提到了孙女的婚事。他说千惠子姓滕原，是滕原家的人，滕原家的香火要靠她来传，因而她不能嫁到外国去。杨度听了心里一怔。多少次，杨度很想向千惠子说几句爱慕的心声，但一想起田中的那番话，便止住不开口了。再说，自己已有妻室。这些年来，黄氏对丈夫一片忠贞，对婆母竭尽孝顺，又为杨家生了儿子，休掉她，于情于理都不合；不休黄氏，能让千惠子做二房吗？对于一个豪富家族的千金小姐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留日学生中有不少像代懿那样跟所喜欢的日本女子苟且偷情的人，有的甚至还生下了儿女，但他们又并不负责任，说声回国了，一走了之，将风流债怨留在异邦。杨度是个情种，倘若遇上别的女子，他或许也会做出这等荒唐事来，然而在千惠子面前，他不愿意这样做。千惠子太可爱了，真是一块晶莹无瑕的美玉，一朵光艳照人的鲜花，杨度不能亵渎她，更不忍心伤害她，他非常乐意与千惠子保持着几年来这种纯洁的师生兼朋友的关系。感情奔涌的时候，他甚至甘愿与她如此厮守到永永远远！然而现在要回国去了，要离开这个心爱的少女了，杨度心中怅然若失。
听说哥哥准备回国了，杨钧这几天也是思绪万千。去年他在弘文学院师范班毕业后，在东京闹市区的一条小巷子口租了一个狭窄的门面，专门刻印章，取个名字叫做白心治印社。“白心”二字是他近来为自己取的别号，典出《庄子·天下》：“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已，以此白心。”杨钧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是自己的志趣和襟怀，“白心”二字尤其内涵丰富，于是又把它作为这个小小的治印社的名称。白心治印社的生意很好，每天来治印者络绎不绝，也常有慕名而来的印人，或求师问道，或切磋技艺。杨钧性情宽和，待人谦恭，除艺术上的追求外，于人世别无所求，他成天在石块和灰屑之中怡然自乐。所得的酬金，他一不饮酒，二不嫖妓，一部分用来购买书籍字画，一部分送给哥哥。今年春天，姐姐姐夫一家离日本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