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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他昂起头来傲然地说：“杨左丞，辛苦你了，就请你将大总统的这方匾挂在我的厅堂正方吧！”
说完也不理他，亲热地和张一麟、夏寿田打起招呼来。
杨士琦心里虽不是味道，见袁世凯如此器重他，也不便得罪，便命令抬匾的人进厅堂挂匾。他略为坐了一下，自觉趣味不大，便拉着张一麟先告辞出门。杨度留下夏寿田，细问袁世凯赠匾的原由。
原来，袁克定将《君宪救国论》拿走后，马上呈送给父亲。袁世凯将这篇万言策论仔细地读了一遍，激赏不已。杨度说出了他心底里想要说的话。他要说的话，一则不能说出，二来也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在杨度的笔下，理论充足，说服力强，堂堂皇皇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他当即决定由段芝贵在武汉印二万份，装订成小册子，县以上的官员人手一册，并由政事堂发个秘密通令，命令他们好好研读，写出读后体会，上交给各省巡按使，由各省巡按使再将情况综合上报政事堂。为了表彰杨度所做的贡献，除特授勋四位外，袁世凯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命政事堂制成大匾颁赠。
袁世凯自知书读得不好，轻易不舞文弄墨，但偶尔灵感来了，也有惊人之作。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费县有个年轻的女子，过门不久丈夫便得了病，后来病势日趋沉重，只剩奄奄一息了。这个女子决定与丈夫一起去死，便吞下金块。第二天女子死了，却不料丈夫从那天起病情大为好转以至于痊愈。这位年轻女子的事迹被乡民四处传扬，地方官又上报省城。袁世凯得知后也颇为感慨，心里寻思着要为她挂一块匾，遂叫身边的幕僚们拟字。幕僚们拟了三四条，都是些陈言套话，他不满意。最后，他自己提起笔来，写下“一死回天”四个大字。这四个字确实用得好，幕僚们都自愧不如。
袁世凯为颁赠杨度匾额的题字也想了很久。“旷代逸才”这四个字，既表达了他对杨度才学的高度赞赏，也甚合杨度此时国史馆副馆长的身份。
杨度望着经过修整加漆而变得颇为大方庄重的这四个大字，心情很是激动。他感激袁世凯对他的《君宪救国论》的高度评价，更从这种评价中看到未来的辉煌前景。前清时期臣子得到皇上封赏时照例要上谢恩折，而今的大总统很快就要变为皇上了，也应该以谢恩折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想到这里，杨度提起笔来写道：
为恭达谢忱事。奉大总统策令：杨度授勋四位，给予匾额一方。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
度猥以微材，夙承眷遇，受命于危难之际，运筹于帷幄之中，愧无管、乐之才，幸遇于唐、虞之盛，谬副史馆，方惭溺职，忽荷品题，惟祓
饰之愈恒，实惊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寂，反躬自疾弥多；皮骨仅存，报
国之心未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写完后，他重读一遍，自觉通篇措辞得体，只是在“所有臣感激下忱”一句上停留片刻，最后还是将“臣”划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眼前不称臣，似乎更合宜些。
正在玩味之际，余三过来说：“有两位客人来访。”
“是什么人？”杨度随口问。
现在，前来道喜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聪明的人都知道，袁世凯这一空前之举，已将杨度抬到迈越一切人的地位上。杨副馆长的超擢已是迫在眉睫了。略知内情的人更清楚，杨度与袁克定之间有非同寻常的结合。这种结合，必将给未来中国以最大的影响力。所有这些人，都要赶在此刻奔趋杨府，为自己日后预留地步。想起前些年的门可罗雀到今日的门庭若市，帝王之学的传人更痛切地感受到权势的重要性。
五 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
“皙子，老朋友来了都没有空见面了吗？”
还没等余三来得及回答，两位客人便高声说着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两人，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
九年前，孙毓筠因人告密，被两江总督端方逮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而感激杨度。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京光复，孙毓筠被释放，立即被安徽革命党人迎回皖省任都督。孙毓筠的皖督没有做多久便被免职。免职后孙毓筠来到北京，又在杨度的安排下和袁世凯见了面。袁世凯与孙家鼐很熟悉，一向对这位状元宰相表示钦佩。孙毓筠既然是孙家鼐的族孙，在袁世凯的心目中，他便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又加之杨度从中关说，见面交谈之后，孙毓筠便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任命孙毓筠为议长，后又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去年，孙毓筠组织宪政研究会，致力于宪政研究，与杨度往来更为密切。
胡瑛在辛亥革命后自封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他为革命立过功，坐过牢，又口才极好，军政府对他的自封予以承认。于是二十三岁的胡瑛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胡瑛做了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后却并不剪辫子，大家很觉奇怪，问他。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留下这条辫子大有用处，说不定我哪天去北京充当刺客还少不了它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山东巡抚。胡瑛乃一介书生，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山东呆不下去，无奈只得交出鲁督一职。袁世凯把他召进北京，先任命他为陕甘经略使，后又任命他为新疆青海屯垦使，都是些徒有虚职而无实权的名目。胡瑛借考察日本垦政之名再次去东瀛。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因在日本没有参与，袁世凯打发一个亲信到东京请胡瑛回国。胡瑛在日本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便回到北京再领新疆青海屯垦使虚衔。胡瑛回京时，杨度专门派人去迎接他。他们之间断了多年的友谊又续上了。
胡瑛尚不到三十岁，对这种身居高位而无实权的处境颇不满意，仍然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孙毓筠虽年过四十，但他平生抱负极大，也不甘于此时名曰风光而实为寂寞的高级幕僚生涯。胡瑛和孙毓筠两人相同之处很多。除同为不满现状极思作为这点外，他们都是革命党元老，都为革命吃过苦，坐过牢，辛亥革命后都做过一省都督，又都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这些共同点使得孙胡二人成为新时期的知交。
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有许多共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把满人推翻了，但没有满人皇帝的这几年，中国并没有进步。革命党不能控制全国局面，被视为最有力量的袁世凯也不能控制全国局面。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党人争权夺利，曾使他们十分失望。而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政治上的混乱，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安定富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
冷寂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对国家的担忧，使这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心境颇为苍凉。他们都看出了眼下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维持，全靠的是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他的铁腕，倘若袁世凯一旦死去，国家便会立刻陷于群龙无首互不买账的分裂之中。热心国事，喜当天下大任的禀赋促使他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
前天，他们都得到了一本印装考究的小册子，这就是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他们认真地读完之后，都觉得杨度此时重提君宪救国旧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并不是关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昨天，由袁世凯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所谓的君宪救国，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
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那么环顾当今天下，除开袁世凯，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相信，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于国于民子己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干？
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他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他突然想到，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
“就叫做筹安会吧，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画策之义。”孙毓筠兴奋地说。
“行，这个名字好！”杨度立即赞同。
胡瑛也表示同意。
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瑛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
“经武说的有道理。”杨度点头，又问孙毓筠，“少侯，你说呢？”
孙毓筠说：“应该，应该。”
胡瑛说：“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首推严幾道先生，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
“严先生如能参加，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孙毓筠说，“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师培。如果他也能参加，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
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世代治《春秋》《左传》，又研究训话音韵。到了刘师培的手里，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达到了集刘氏家族大成的地步。他十九岁中举，曾充任学部溶议官。刘师培醉心种族革命，曾改名光汉，在报刊上发 表过许多排满的文章，影响很大。他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