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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脱不了身。”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袁克定、杨度与此人也很熟。
袁克定说：“陆费逵前不久来约皙子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眼下关于国体的事众说纷纭。”
“共和国体已实行四年了，不是很好吗，为何还要议论国体呢？”梁启超故作惊讶。
“共和国体虽已行四年了，但弊端丛生，有识之士皆认为中国不宜将共和制推行下去。”袁克定转脸望着杨度说，“皙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跟任公说说。”
杨度说：“早在日本时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制度，大家都认为中国应向日本学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想必卓如兄一定还记得。”
梁启超说：“我一向是主张君宪制，不赞成革命的，这点与皙子的看法一致。但辛亥年革命成了功，共和制度既已建立，全国都接受了这个选择，我当然只能服从民意，故回国来襄助大总统。皙子，你对共和的拥护比我积极得多哩，又是发表宣言，又是南北奔走，你是共和的功臣。”
梁启超有意点出辛亥年杨度的表现，杨度听了脸上一阵发烧，幸而月光底下大家都看不清。他喝了一口酒，压住心头的羞惭，说：“我那年赞成共和，也是一时失了定见，随了大流。现在看来，共和实行了四年，正好反过来证明我们过去的主张是对的。”
梁启超做出一副诚恳的神态问杨度：“请问共和制有哪些弊端呢？”
杨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君宪救国论》来递了过去：“我近日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分析了共和之弊，君宪之优，还请卓如兄你巨眼纠谬。”
梁启超双手接过，装出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说：“皙子真行，什么时候写了这部大著，我得好好拜读。”’
袁克定说：“还是皙子对国事研究得深，我从这本书里得到不少启发。”
杨度说：“共和弊病，简言之，一为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二为不可能建立有威权的政府，三为野心家开启了竞争最高首脑之门。总统选举之年，必将是国家大乱之年，数年一选举，数年一大乱，中国则永无宁日。第四，国家一乱则给外国列强干预中国提供了口实。”
“哦！有这样严重吗？我可没有想过哩！”梁启超像是自言自语。
袁克定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你是中国第一号政治学家，家父一向推崇你。今日请你来此晤面，也就是想当面问问你，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中国究竟宜行共和，还是宜行君宪？”
酒席吃到这个时候，主菜终于上来了。梁启超觉得这个态他很难表。他当然是反对推翻共和复辟帝制的，因为这是逆人心而动，必不会成功。但他又知道袁氏父子做皇帝心切，杨度也在一心谋取新朝宰相之位。此时给他们头上泼冷水，定遭他们的反感，万一像前向拘囚章太炎那样将自己秘密扣押，就会影响与蔡锷商定的大计。
想到这里，梁启超举起杯子放到嘴边，慢慢地说：“你们知道，我一向是研究政体而不甚致力于国体的。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关键在立宪，真正有一个好的宪政，不论是共和制也好，君主制也好，都可以导致国家强盛；反之，若不能立宪，则无论哪种国体都是空的。目前中国的症结不在哪种国体，而在于速行宪政。”
袁克定逼问：“任公，你说说，欲保证中国速行宪政，是行共和制好呢，还是行君主制好呢？”
面对着大公子咄咄逼人的气势，梁启超颇难招架。他放下酒杯，摸了摸宽阔光亮的前额，看着早已变凉的满桌山珍海味，迟疑良久后说：“这样吧，我回去好好读读皙子的这本大著，然后我再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也好。”杨度知梁启超心里为难。他不想追逼，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头上的承诺就可以起作用的。他对梁启超说，“卓如兄，近来我和严又陵先生、孙少侯、胡经武、李柱中、刘申叔几个人发起了一个研讨国体的学术团体，亟盼我兄也能参与。”
“行，行。”梁启超忙说。“皙子是提倡君宪救国的，又陵先生也公开说过共和制不宜中国，想必其他几位也是和你们持相同主张。我回去后一定细细读你的大著，如果你说服了我，我当然会参加你们的学术团体。你还记得那年在时务学堂的举杯明誓吗，只要有利于国家，我们都要互相支持。”
杨度笑道：“痛快！我一向知道卓如兄是一个痛快人，筹安会等着你来领导哩。”
袁克定知道再硬逼，梁启超也不会明确表示态度，他心里生出一个主意来：“春上任公回粤为令尊大人祝寿，据说寿典很隆重热闹，我事先不知道，也没有送礼，很是对不起。令尊高寿几何，身体想必很康健？”
梁启超说：“多谢大公子关心，家父今年六十六岁。托大总统洪福，身子骨尚好。”
袁克定说：“六六大寿，是人生一大喜事，我这个做晚辈的应当补礼。”
梁启超说：“不敢当，不敢当！”
袁克定起身走进内室，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支票，对梁启超说：“这是一张二十万银元的支票，请任公不要嫌少，就算我的一点心意。明年把老先生接到北京来住，我为他老人家祝寿。”
梁启超不料袁克定有此举，背上冒出一层冷汗，他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只得说：“大公子盛意我抵领了，家父生日已过，就不必再破费了。若大公子执意要表示的话，待明年家父到了北京，我请大公子在小汤山别墅家园里办几桌酒如何？”
袁克定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这张支票，任公务必请收下。”
杨度也劝梁启超收下，梁启超只得勉强接过。
这一夜，小汤山袁宅客房里，梁启超一夜没合眼。心里想：袁克定、杨度拉自己入伙的心迹已暴露无遗，贼伙不能入，贿赂不能收，而且还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篇堂堂皇皇义正辞严的声明，与他们划清界限，我要做顺应时代潮流的功臣，决不做倒退复辟的罪人。
第二天一早，梁启超将二十万支票扔在枕头上，然后坐上德国小轿车回到城里。他在天津有一座宽绰的洋楼，当天下午，便带着家小离京去了天津。
几天后，梁启超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文章之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京报》上赫然登出，力斥帝制之非，表示即使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一人也断不能赞成的斩钉截铁的坚决态度。同时又发表一篇《上大总统书》，规劝袁世凯决不可行帝制做皇帝，否则背信弃义，必为友邦所讥，为国人所垢。但愿袁以一身为开中国将来新纪元之英雄，不愿袁以一身作中国旧奸雄之结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及《上大总统书》两文如同两颗重磅炮弹炸在中国政坛上，在全国各地引起惊天动地的轰鸣。冯国璋特地从南京赶来北京，当面问袁世凯到底有没有改国体自做皇帝的打算。
袁世凯断然否定，十分诚恳地说：“华甫，你我都是自己人，你还不了解我？我是绝对不会做皇帝的。你想想看，我如今和皇帝有什么区别？说穿了，做皇帝无非可以传子孙，而做总统只一代为止。我根本没有把位子传下去的想法。我的长子是个残废人，六根不全，还能登九五之尊吗？老二想做名士，只好吟诗作赋，给他个排长我都不放心，还能把国家交给他吗？老三是个土匪，老四是傻子，老五只够做个教书匠，其余那些儿子都年幼不懂事，哪一个都不是管理国家的料子。华甫，你是读书人出身，应该知道中国历代的帝王家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崇祯临死时愿世世代代不投生帝王家，是所有末代王朝皇帝的心里话。我每读史至此都很恻然。我今年五十七岁了，我袁家从曾祖开始，连续三代没有人活过六十岁的，我还有几年在世上可活，我会将这份罪孽留给子孙吗？”
冯国璋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只是将来您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坚决地说：“我决不会做那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英国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里置一点产业。如果到时有人硬逼我做皇帝，我就出国到伦敦去，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如此恳切，就不再说这件事了。
袁世凯拍拍冯国璋的肩膀，亲热地说：“华甫，你现在中匮乏主，我家里的女教师周坻学问好，人品端正，正好做你的内主，只是已过了三十，年纪稍大点。你如不嫌弃的话，就娶过去吧！”
冯国璋早就听说袁府内眷有一个长相好文章也做得好的女教师，他去年死了太太，也是需要一个主妇，听了袁世凯这么一说喜不自胜，满口答应。冯国璋离开北京后，逢人便说袁项城一定不会做皇帝，现在有人提倡君宪救国，那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袁世凯打发冯国璋后，随手批了一张八十万元取款单作为筹安会的开办经费。梁启超和进步党的反对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袁克定和杨度依然我行我素。
八月的京师秋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这一天，“筹画国家治安会”的招牌，正式在石驸马大街洋楼大门上悬挂起来。有袁大公子的暗中支持，有八十万元巨款作为后盾，筹安会的成立仪式举办得隆重而气派，不仅杨度本人过去所发起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不能望其项背，就连这些年来京师商界的集会也远不可比拟。政事堂以下各部各院各局无一缺漏地送来了贺匾贺联，张作霖、倪嗣冲、段芝贵、阎锡山等一大批拥有实力的地方军阀都打来了贺电，前来祝贺的达官贵人、巨商富贾，各界名流、报刊记者络绎不绝，把个宽阔的石驸马大街堵得水泄不通。特为从长沙前来就职筹安会办事处主任的方表，指挥一个庞大的招待系统应付各方来客，忙得团团转。除严复外，筹安会发起人中的其他五位都出席了成立仪式，在一片热气腾腾中接受大家的恭贺。
下午，春华楼、京华楼、萃华楼三家酒楼全部被筹安会包了下来，各路佳宾在这里品尝荟萃了全国各地特色的珍馐美食，在觥筹交错醺醺欲醉之中高谈共和制的不适宜、改行君主制的必要和紧迫。入夜，大家又都涌向吉祥戏院，京师时下最跑红的花旦鲜灵芝主演的《玉堂春》吸引了满座酒醉饭饱的看客。诗癫易哭庵多次带头鼓掌喝彩，时不时地站起来高喊“干娘”“干娘”的，出尽了风头，招来众多的笑骂戏谑，也使筹安会成立之日的兴头达到了沸腾的顶点。
第二天，京师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宣言书一打头便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促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接着举了近来南美中美共和各国始于党争终成战祸的例子，又引用古德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