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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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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Х慷牛穗薷ゴ铺诙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С龇慷畔拢懈菏ペ汀#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迹。吕留良曾说,“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21'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22'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荒政”: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治水”: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经世学派”。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31'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者”的志向。
  其实,“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张之洞所说的“经济家”,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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