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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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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同时,在劝减田租的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几乎没有一个汉人。'3'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清政府的“正面贡献”,现在看来,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一些问题,如昔日学者孟森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国……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层次,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满人的特点。现在看来,在那些“仁政”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这些因素,尽管表面上说是“回向三代”云云。
  另一方面,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乾隆八年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像似”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  “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参见有关清代政治史会议的博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人口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有那么“可悲”吗?反过来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
  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当下的历史贯穿起来,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进而,对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这样一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作一总的清算,并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三大战役”(《读书》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时现象(布罗代尔)、国家视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兴修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乾隆二年七月谕: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
  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其后,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开矿、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
  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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