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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甫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平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又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皮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皮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甫，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袒护才这么干的，而决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棒思先生”，我们插话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棒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查，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通信在法国一个神甫的家中被发现，这位神甫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查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们问棒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棒思先生以一种很遗憾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去。”
结束了对棒思先生的采访，一个悬念却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这就是，德日进是否真的卷入了“北京人”失踪事件？为了搞清这个有点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新闻”，第二天，我们又专门找到了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利。尽管德伦利的年龄和棒思相近，但由于没有太显眼的胡须以及并不浓密的白发，所以看上去要年轻一些，而就其性格和举止来说，德伦利则显得更稳重，更谨慎。
当我们的话题一开始便触及到德日进是否参与了转移或藏匿“北京人”的问题时，德伦利先生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吃惊，他很平静地说：“德日进虽在中国工作了２０年，但他本人却一直属于法国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尽管我不太相信作为德日进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会干出隐藏‘北京人’的事来，但１９８１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时，还是组织全馆人员对馆内包括德日进原办公室在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检查，希望能通过德日进遗留下来的哪怕一张纸条、一本书、一个信封或一块布片，找到与‘北京人’下落有关的点滴信息。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三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范围比棒思先生更广更彻底之外，结果还是一所无获。”“当然，德日进的遗物有两个地方保存，”德伦利接着说道，“一个是设在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另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１９７１年２月我来中国访问时，还看过德日进的几封信件，后来就没有了。据贾兰坡先生说，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中国政府交涉过，具体怎么交涉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只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搜集整理德日进的信件，并让杨钟健负责。这样德日进当年给中国同行的信就交给了法国共产党。但就我这些年通过对‘北京人’失踪事件的研究来看，我仍坚持认为这件东西还在中国。因为装运‘北京人’的火车压根就没到秦皇岛码头，前来接应的轮船也没靠岸，而已做了日军俘虏的美军陆战队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将‘北京人’偷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北京人’没有离开中国，要寻找就要沿着火车运行的沿线去找，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最大。这个观点也是我这次向热衷于寻找‘北京人’的同行们表述过的。”
采访完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利先生后，我们又找到了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安娜·丹比科女士。安娜女士既漂亮而又热情，一笑一颦，都透露着法国女郎的浪漫与纯情。但她对德日进是否与“北京人”有关问题避而不谈，对棒思先生的看法也不置可否。她只是说：“法国科学界对‘北京人’失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并积极投入了寻找活动，我作为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正在为周口店古生物、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做努力。要尽快找回‘北京人’，还要请大家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并寻求支援；如果有人发现了积极的线索，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也是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帮助。‘北京人’的丢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幸亏当时留下了复制品，否则就没法研究了。我希望有一天把‘北京人’找回来，这一点我同许多人一样，只要‘北京人’有一点希望，也该继续寻找。”
可见，寻找“北京人”，不仅是中国人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然而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寻找始终还是寻找，希望依然还是希望……
亲爱的老祖宗———“北京人”，你到底在哪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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